王安石变法为何如此反复

　　改革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调整，出现反对声音不足为奇。有的改革甚至因为反对力量过大而出现反复，改革者个人则遭到政治清算，结局凄惨。但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经历如此多的反复、社会评价也反复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历史上实不多见。

　　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的。当时，在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背后，“三冗”问题日益突出，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国防力量严重衰退。不仅如此，在仁宗年间，宰相变动频繁，政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国家凭惯性前行，社会矛盾持续发展。宋神宗继位后，励精图治，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结果，新法不仅在政策制定阶段就引发争论，而且在推出后更引发广泛批评。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主政的高太后起用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人，全面废除新法，并把变法派官员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逐出朝廷。高太后逝世之后，宋哲宗亲政，则任命章惇为执政，以绍述（继承）神宗成法为名，将新法全部恢复。宋哲宗去世后，宋徽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再次启用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人士，废除新法。此后不久，向太后因病归政。宋徽宗任命蔡京为宰相，再次推行新法。在蔡京挑动下，宋徽宗以继承“先圣之法”为名，追究破坏新法的“奸人”，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一百二十位大臣列为“奸人”，对其分别定罪，并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勒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史称“元佑党人碑”）。后来，奸人名单被进一步扩充到三百零九人，由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立碑以“扬恶”。列为元佑奸党的官员，一律“永不录用”，其子孙不准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到了南宋初年，元祐奸党案才得以昭雪。元祐党人改称“元祐忠贤”，陆续被追增谥号或官职。

　　对王安石个人的评价也是起起落落。在改革之先，王安石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继承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晚年，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绍圣年间，王安石获赐谥号“文”，配享神宗庙堂。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虽然如此，反对派对他的指责也从未停止过。靖康之耻后，朝廷南迁。宋高宗采纳士大夫议论，重修《神宗实录》，对王安石做了负面评价，将其视为“国事失图”的开端。元代修宋史，也采用了上述说法。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是通过系统论证，再次坐实了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安石之为小人，无可辞也”（王夫之《宋论》第六卷）。直到清末，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社会气氛下，梁启超才为王安石彻底翻案，高调称赞他为“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第22页）。此后，由于持续的、快速的社会变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王安石基本持正面看法，如百度百科就称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出现如此反复，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新法引发的围绕传承与创新的争议，导致了统治阶层分裂。

　　宋朝出现“冗官、冗兵、冗费”并存、国防力量低下的被动局面，是和宋朝建国初期确立的恩养士人、抑制武将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的。鉴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陷入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的惨痛教训，宋朝的创始人采取了两项基本措施，一是重用文人，重塑道德和教化；二是实行更戍法，防止武将坐大和专权。“三冗”、国防力量软弱就是实行上述政策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宋朝维持百年社会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三冗”问题、国防问题固然要解决，但“祖宗之法”的有效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在创新和传承之间维持巧妙平衡，是宋神宗和王安石需要首先解决的大问题。

　　在这方面，前人也是有一定探索的。早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和富弼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具体内容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但由于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并引发了宋仁宗对大权旁落的极大忧虑，改革很快就夭折了。但事后看，范仲淹的改革思路显然摸准了脉，所开药方也符合逻辑，从而获得了士大夫阶层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宋神宗、王安石坚持的，则是“以理财为急务”的治国理念。像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措施，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依托，虽然有利于国库增收，却存在“与民争利”之嫌，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在遭遇质疑、反对声音之后，王安石用“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新法辩护，拒绝吸纳不同意见，其结果只能是加剧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分裂，而无助于其与反对派的沟通与协商。这也为随后的政策反弹埋下了伏笔。

　　其次，政府行为政治化程度的提高，放大了高层政治分歧，导致出现政策、人事“一风吹”现象。

　　正像钱穆所述，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皇权和相权的关系。天下是皇帝的，但皇帝不可能直接管理天下；直接行使管理权的，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各级政府官员。这颇有点类似现代公司治理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在皇权和相权关系的制度设计中，谏官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汉唐时期，谏官隶属于宰相，其职责是监察皇帝言行、谏诤皇帝过失。到了宋朝，宋仁宗将御史和谏官合二为一，直接向皇帝负责，并且允许谏官“风闻奏事”，就改变了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平衡，挤压了政府独立管理社会事务的空间。那些谏官不再把工作重心放在绳纠皇帝言行上，而是放到了揣摩圣意，臧否大臣身上；再加上宋朝优待士人，谏官因言获罪的成本很低，由此造成了谏官与政府水火不容的局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82）。官员陷于内斗，使皇帝掌握了高级官员的更多把柄，为加强皇帝专权，根据个人喜好大规模清洗官员提供了可能。

　　而使大规模政治洗牌成为现实的，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在士大夫阶层群起反对新政的时候，神宗和王安石固然可以通过罢黜反对派官员、启用改革派官员以强力推动改革。反过来，随着皇帝更替，主政者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的人事变更来贯彻新的施政理念。在最高统治者治国理念反反复复的背景下，出现官员“大换班”、政策出现180度大转弯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王安石难以容纳不同意见，也加剧了反复局面。

　　王安石“性强忮”，有“拗相公”之称。他刚愎自用，“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宋史》列传第八十六）。当年韩琦就称他“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他的新法援引当年商鞅、桑弘羊旧例，但宋朝并不具备商鞅当年严刑峻法推行新法的条件。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无意于完善改革方案的王安石只能靠大量启用新人来推行新法，“靠有力的组织路线来贯彻既定的政治路线”。这就为道德品质低下的投机钻营之徒打开了机会之门。诚如王夫之所说，“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之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竭其虔矫之才，巧黠之慧，以为之效”（王夫之《宋论》第六卷）。王安石提携吕惠卿参与改革，但当其罢相后再次回到权力中枢时，却受到吕的排挤和诬陷。大量小人得到重用，恶化了政治空气。在最高领导人发生更迭后，他们遭到罢黜也是必然的。但小人的大量引入也使政策之争夹杂了更多的私利。不同官僚集团间相互倾轧，表面上争的是治国理念和政策，实质上争的是私利，最终受损的只能是国家整体利益。就这样，最高统治者执政理念之争与官僚集团之间私利之争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推动着赵氏王朝不可挽回地滑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