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有幸”当右派

　　文如其人，这句话在作家汪曾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汪曾祺的文章冲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内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在本文中，汪曾祺回忆自己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的经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在岁月流逝之后回望往事的恬淡与超脱。

　　“补课”补成右派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

　　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是：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绿色的呼吸。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愣在那里。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

　　结论终于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儿子写信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老汪干活不藏奸”

　　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坡。

　　后来相对固定地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这是个细致活。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叶面、叶背都得喷到。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这项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我去给他们化妆。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嵬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台上有布景。”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布景。这布景是我们指导一个木工做的。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1959年年底给我们几个人做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我在1960年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效力军台”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这时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料、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八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趟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

　　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皇帝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效力军台。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摘帽右派”

　　1962年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该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段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1979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二十年了！”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

　　丁玲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wèn，裂纹）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摘自汪曾祺散文集《随遇而安》，文章有删节）

　　（责任编辑：叶筱）

　　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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