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救得了大清？

　　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遵宪：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梁启超也“懑愤”责备黄遵宪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遵宪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识得此书价值。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1877年秋，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做了特别介绍。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此书出版。他最先想到的是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遵宪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

　　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文开篇就引用了多年前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何况，1879年年初，黄遵宪还任驻日参赞时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交总理衙门，几个月后总理衙门就将其刊印；1884年，总理衙门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显然，黄遵宪认为由总理衙门来出版《日本国志》很有可能。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做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1895年，中国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

　　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与黄遵宪《日本国志》莫不如此。以为此书早出版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甚至高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不懂得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隐喻了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结局。

　　（责任编辑：楚文）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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