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民众来说，善待生活中的弱者；对制度来说，保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对政府与司法来说，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这些都能减少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可能。
杭州、广州、长沙三地连续发生公交车纵火案。随着案情的明晰，嫌疑人的人生轨迹浮出水面。杭州案嫌疑人包来旭，因患肺结核产生仇视社会心理，有了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广州案嫌疑人欧某，因个人赌博输钱而心生不忿；长沙案嫌疑人陈永森，动机则更为简单，因未找到工作有了“搞点事然后去坐牢蹭饭”的念头。媒体统计，今年国内已发生5起公交纵火案，纵火者动机虽不同，但常见字眼为：厌世、悲观、泄愤、迁怒。
公交纵火案这类报复社会型犯罪越来越多，表明大陆进入社会矛盾高发期，官员与司法腐败、行政不作为、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环境纠纷、强拆征地等，都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温床。从屠杀南平实验小学小学生的郑民生、制造抚州连环爆炸案的钱明奇，到公交车纵火的陈水总、包来旭、陈永森，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弱者。
不可否认，这些人存在不同形式的人格障碍，但共同点是生活贫困，对未来无望。他们不是屡屡进行这种报复行为，而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社会给他们的相对剥夺感超过一定限度，或挫折累积时间过长，才会引发攻击社会的暴力事件。他们并不是“冤有头、债有主”式地复仇，而是“报复社会”，把整个社会当作敌人，使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被伤害对象。
对这类悲剧，只泛泛地反思社会责任难有根本改变。政府不仅要在事发后做好救火队长，还要从源头减少弱势人群的被剥夺感。改革社会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加底层人群的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虽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类犯罪，但至少能减少走向这条犯罪道路的可能人群。
分配不公、物价疯涨、社会保障不完备，让底层民众处在生活重压中，如果对民众诉求只采取压制方式，等于在无限增加可能爆发极端暴力犯罪的人群。只有改革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帮助弱势人群解决民生难题，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权，维护所有人的人格尊严，才能释放底层民众的不良情绪。
健全法制、保障人权，保证民众诉求有合法途径得到回应与解决，对减少报复型犯罪极为重要。当社会中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以权压法、知法犯法的现象越来越多时，加剧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地方政府与司法机关对民众合理诉求要尽快解决，对不合理的诉求，也需做好心理引导，使之转化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避免制造民众与政府或司法部门的敌对情绪。如果底层人群有了通畅的诉求表达渠道，如果民众能及时得到法律和社会救助，报复型犯罪的人群也会大大减少。
社会转型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单位”庇护，又极难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这也是导致报复社会型犯罪增加的原因。只有主动培育更多社会自治组织，才有助于提高公民个人的自治能力。社会组织可以让没有职业或生活保障的民众获得心灵归属感，能增加个人与社会对话机会，或成为底层民众的代言人，成为协调社会矛盾的中间机构，这都是化解报复社会型犯罪的社会机制。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报复社会犯罪的受害者，这种悲剧在警醒每个人。对普通民众来说，善待生活中的弱者；对制度来说，保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对政府与司法来说，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这些都能减少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可能。
叶匡政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