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的“新派”外交范儿

　　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非关系……旧的难题和新的矛盾都会摆在外长王毅面前。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找到平衡点，对于“新派”外交官王毅来说，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挑战

　　8月10日凌晨，缅甸，内比都。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以下简称岸田）似乎毫无睡意，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他向媒体坦承，就在刚刚过去的9日晚间，中日两国外长结束了长达一小时的会谈。与岸田的“激动”不同，会谈的另一位主角--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要“淡定”许多。

　　事实上，日本社会早就领教过王毅的淡定与冷静。他曾经是一位特别的驻日大使，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向李登辉发放护照、中日东海油气田争端等摩擦硝烟弥漫时，王毅却面带微笑，以大使身份T台走秀、邀请大使官邸的日本邻居吃饺子、奔赴日本各地演讲介绍中国……在王毅三年驻日大使任期已满之时，中日关系走出了最艰难的时刻。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新一届政府组阁，又一次因钓鱼岛问题而降入冰点的中日关系，却成为人们揣测新任外长人选的依据。显然，对于新任外长来说，他必须要面对的一项重大使命就是中日关系再破冰。王毅的最终当选，在日本媒体看来亦是当仁不让，甚至一向以面向主流著称的《日本经济新闻》出人意料地在评论中直呼王毅为“外交帅哥”，足见他在日本的人气。

　　出生于1953年的王毅，虽然其外交生涯半生都与中日关系相伴，但是作为新任外长，他不仅仅是个“知日派”，他对外交的理解与使命的担当有其固有的“哲学”，正如他所言：“什么是外交？在我看来，外交就是通过和外国人打交道，让人家了解你，然后接受你，直至信任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去影响人家，才能实现你的政策目标。这就是外交官平常所做的工作。”

　　差一点与外交擦肩而过

　　2013年3月，王毅卸任国台办主任，重新回归外交“口”。

　　这一任命在早些时候被洞悉中国外交风向的媒体所捕捉，尤其是一些日本媒体，中日关系陷于低谷的背景成为他们揣测新任外交部长的重要依据。继唐家璇之后，王毅成为第二位执掌外交部的“知日派”大员。

　　王毅被人熟知始于其担任驻日大使之时，而成为一颗外交新星则源自朝核六方会谈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一职。其实，翻看王毅的履历就能发现，作为外交明星，他的出身普通，经历亦不算复杂。

　　1953年，王毅出生于北京。1969年，中学毕业后他去东北建设兵团做了一名战士。兵团所在地是紧邻俄罗斯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是一座知青印迹鲜明的城市，国台办副主任叶克冬、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国资委主任王勇以及作家梁晓声、棋手聂卫平等人，也是在此度过了上山下乡的青春年华。其中，王毅曾在公开场合称呼同时期也在北大荒的叶克冬是自己的“荒友”。

　　2012年7月29日，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哈尔滨闭幕，时任国台办主任的王毅在会上透露，40多年前，他从北京来到哈尔滨，再转车一整夜到北大荒，黑龙江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在兵团时，王毅就喜欢书法，练得一手好毛笔字。2009年，当他再次回到黑河，参观完知青博物馆后，提笔写下：赤子之诚。

　　在兵团做战士的8年中，北京青年王毅身上有着明显的“首都烙印”，与其他地方的年轻人相比，他对政治更敏感，也很有兴趣，对国家前途命运多有忧虑，对国际大事也特别关心。即便在兵团学习氛围不够理想的条件下，王毅劳动之余也阅读了很多文史书和外语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史基础与文学素养。生活的磨砺开拓了王毅的视野，增加了他的阅历，使得王毅的文笔在求学以及后来的工作中广受赞扬。

　　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王毅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二外）亚非语系日语专业，成为极具历史节点意义“77级”中的一员。与现在的秋季入学不同，当年是春季招生，1978年3月正式入学时，王毅已经25岁了。按照当时北二外的要求，不能超过25岁的年龄上限，他算是“涉险过关”，从日后的人生轨迹看，他或许差一点就跟外交擦肩而过了。

　　和所有的“77级”一样，王毅和他的同学构成也非常复杂，年龄相差七八岁，曾经的身份有学生、工人、士兵等等。王毅算是年龄大的，他此前并没有多少外语基础，与不少同学出身于高干家庭不同，他是一个北京普通市民的子弟。

　　当时日语专业分为三个班，一班和二班是“零基础”班，三班的学生来自外语学校。王毅被推选为二班的班长。据公开报道显示，王毅是十足的好学生，每次上课前会提前掌握单词，如果考试不理想，他会跟自己“较劲”，用他同学的话说就是“脸老那么绷着”，发誓一定要学好日语。每天拂晓，王毅便早早起床，一边在校园里散步一边大声诵读日语，练习发音。日后，在他成为驻日大使时，王毅的励志故事和坚毅品格成为其获得日本社会好感的重要因素。

　　喜欢读书的王毅，在大学期间组织同学搞起了读书会，阅读书目不做限制。

　　王毅担任提问者的角色，大家共同就某些问题进行观点碰撞，算是那个年代的“头脑风暴”。据报道，王毅不仅钻研日语专业，而且还喜欢读日本历史、诗歌，在同学的印象中，王毅的毕业论文写了两篇，一篇是日本语言与中国朦胧诗比较，另一篇是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比较。

　　文笔好、善思考的王毅在其后担任亚洲司科员时，还撰写学术论文《论日本大化改新的成败》发表于1983年第3期《世界历史》杂志。这使王毅在同期进入外交部的一群年轻人中崭露头角。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在某个公开场合发言稿的起草工作被安排给王毅。按照以往经验，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胡耀邦一般会将发言稿做大幅修改，但是他在王毅拟写的发言稿上只动了两处。由于这篇发言稿受到激赏，王毅被破格提升为日本处副处长。胡耀邦访日后，中日“蜜月期”期间，3000日本青年访华，王毅负责接待。当时，王毅可能想不到，此时结交的日本青年朋友日后会成为他在日本开展工作的重要人脉网络。

　　200余人为中国驻日大使排长队

　　从北二外毕业开始，王毅的外交生涯就和日本联系在一起。1989年和2004年王毅两度驻日，身份由参赞擢升为中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

　　巧合的是，这两个对中日关系有着时间节点意义的年份，都成为王毅在日本的开局之年。1989年，中国与西方关系微妙，中日两国关系的转折期也已初露端倪。而到了王毅结束第一段任期的1994年，中日关系明显显现出了不太乐观的基调。据与时为参赞的王毅交往过的记者回忆，那几年王毅经常约上私交不错的记者去钓鱼。

　　10年后，王毅以大使身份再次赴日履新时，可谓“临危受命”：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争端不断；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谋求入常，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暗示要动用否决权。

　　王毅首次与媒体见面的首秀显然没有了悠闲的情致，取而代之的是对敏感话题的“立场强硬，态度诚恳，表达适度”的个人作风。不久后，日本给李登辉发放入境护照更是让日媒见识到了王毅的“强硬”，在遭到王毅对日方“如一味制造难题，挑起事端，必将自食其果”的警告后，媒体对他最初的好感转变为质疑，怀疑王毅是否对日本抱有善意。

　　一场重量级交锋在2005年4月27日到来，王毅受邀参加赴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发表演讲。尽管对于上任初期几乎每周都安排演讲的王毅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这场演讲显然会“火力十足”。果然，众多议员陆续向王毅发难，“中国为什么对参拜靖国神社反应激烈”、“中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持何种态度”……王毅以其一贯的风格，严肃认真，坚持原则，尊重事实及历史阐述了中方立场。

　　演讲过后，有人曾开玩笑说，一些议员被王毅成功“策反”。

　　与王毅在日期间多有接触的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告诉《小康》记者，王毅原则性非常强，在“坚持外交原则不动摇”这一点看，甚至带有点浓郁的“原理主义者”色彩，表现十分强硬。但在处理具体外交事务上，他又带有“温和派”的特点。

　　“王毅经常请日本的政治家和财界领袖，甚至是乒乓球选手、艺人和大使馆附近的普通日本人到大使官邸做客，与他们谈心、交心。”徐静波还补充道，王毅本就是日本问题专家，但为人谦虚，仍然经常倾听他们这些媒体人对日本的观点与看法，以便更全面更深入了解日本社会。

　　徐静波说，听过王毅演讲或者与他交流过的人，都会对其标准漂亮的日语表达、洪亮的声音以及滴水不漏的风格印象深刻。

　　王毅“走出去，请进来”的外交策略赢得了日本各界的赞赏，交到了许多朋友，并培养了一大批“王毅粉儿”，以至于他在日本各地出席活动时，身边总有一批追随者。王毅的浓眉大眼和温文尔雅更是让大批女记者着迷。让徐静波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年在中国驻日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酒会上，在王毅大使身边居然“甩”出一尾长队，当天600多名来宾中，有200余人希望与他握手、合影、交换名片，等候者自觉排起了队伍。

　　《日本新华侨报》记者黄文炜也注意到，在王毅参加的演讲等活动中，他几乎不吃饭，因为他要跟每一个排队的人合影。而且王毅对于别人与他合影的要求尽量满足，并且对于记者的拍照也非常配合。

　　在任三年，王毅身体力行“以民促官”破冰中日关系，并为制约小泉纯一郎的“脱轨”政治路线而付出了艰苦努力。安倍晋三第一次当选日本首相时，出乎意料地选择北京作为出访第一站，打破了中日之间自2001年到2005年无首脑互访的僵局。

　　2007年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日展开为期3天的“融冰之旅”，王毅陪同并一度亲自担任翻译。

　　不同以往的新派外交范儿

　　2001年2月，48岁的王毅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在当时的5名副部长中是最年轻的一位。

　　作为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应该是当仁不让。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塑造得力外交新星的举动。2003年8月到2004年9月，不足一年时间里，王毅展现了出色的斡旋与协调能力。

　　此间，中、美、俄、朝、韩、日六方代表进行了三轮艰苦卓绝的会谈。

　　据报道，第三轮六方会谈开始不久，就遭遇了各方意见不合险些“崩盘”的危机，美国代表团甚至订好机票准备离开。王毅带领中国代表团进行艰难协调，最终美方同意回到谈判桌前。而人们可能不知道，就在会谈前两个月，王毅刚刚在医院做完手术。

　　“绝对是一流的外交官。”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熊二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对手”王毅。宫本可能只说对了一半，从王毅的外交风格上看，或许加上“新派”二字更恰如其分。

　　在担任驻日大使时，王毅安排了上百场演讲，应该算作出镜率极高的中国大使了。有驻日使馆工作人员评价称，这一点王毅与历任大使有点不同。王毅尤其注重与日本青年学生的交流，他曾经亲自到早稻田大学向师生介绍中国，两次演讲的题目分别是《中日关系和地域协作》、《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经济形势》。据了解，早稻田大学已培养出了7位日本首相，其众多毕业生在政经界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此外，王毅的“新派”也改变了不少日本人对于中国官员的刻板印象。

　　2006年，在日本有意改善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非政治舞台“清凉亚洲”时装秀上，王毅身着一袭改良版白色中山装在T台上走了回“猫步”，与普通日本人的尖叫追星不同，观察者悟出了背后的深意，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王毅的同台走秀，事实上是日方在有意淡化中日官员平日针锋相对的场面。

　　他的“新派”作风在担任国台办主任处理两岸关系时，也被保留下来了。在2009年的博鳌论坛上，王毅招待客人的方式却与国际风范毫无违和。他在布满鲜花的宴会厅的中间，安排摆放了五六张高脚桌，不设椅子，主客双方在这种随性的自助餐氛围下，更容易接触与交谈。很明显，这不是传统官员“请客吃饭”的模式，而更接近于国际上酒会交流方式。

　　王毅爱登山，从大学时代到外交部任职一直坚持至今，他还担任了外交部登山协会的名誉会长。据说，就连当年王毅与妻子的蜜月也是在黄山度过的。登山，还一度为王毅“对台新思维”提供了灵感。2011年王毅在桂林漓江畔对参加座谈会的两岸学者回忆，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曾经带着东盟十国的副外长们登上过武夷山和黄山。“通过登高远望，心情开阔，有助于解决问题。”王毅借登高，向两岸专家传达出了他不同以往的协调思路。

　　“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与其拿一战前的德国做文章，不如以二战后的德国为榜样。”带着两岸实现“大三通”的成绩单重归外交部的王毅，在今年两会的外长首秀上，再次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又始终如一的王毅。面对中日降至冰点的关系以及日本对历史和钓鱼岛问题的“不知悔改”，他不再像做国台办主任那样温柔对待，而是以一国外长的身份正告日本“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对于王毅的褒奖，恐怕台北《展望与探索》月刊给出的评价更高，“举手投足都令人想起早年的周恩来”。而他果真与周恩来总理有着间接的缘分，王毅是曾经担任周恩来外事秘书的钱嘉栋（也作钱嘉东）的女婿，这或许是他与外交的另一种奇妙情缘。

　　早在兵团就发表过文章的王毅，如今以外长身份在《新欧洲》2014年新年特刊发表的署名文章，在外界看来，文笔已不再是关注点了，最重要的是他身为外长的智慧--“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将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把一个更加精彩的中国呈现给世界。”

　　文｜《小康》记者 尤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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