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查理是我了解美国文化的钥匙

　　——旅美华裔作家黄运特专访

　　美国电视界曾有一项调查显示，陈查理—一位大智若愚的“中国胖子”——是美国观众最熟悉的五个中国人之一

　　2014年古根海姆奖178人获奖名单中，华裔学者黄运特位列其中。这个美国学术界声誉最高的奖项，每年提供奖金给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艺术工作者，支持其研究探索。

　　黄运特的获奖，源自他创作的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陈查理传奇：一个华人侦探在美国》。这本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口中“令人陶醉的书”，曾创造一个月加印四次的纪录，荣获美国爱伦·坡文学奖，并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等重要奖项。

　　上世纪20年代，华人探长陈查理诞生于美国小说家厄尔·德尔·毕格斯笔下。不久，其形象又出现在好莱坞大银幕上。共有六部陈查理小说、47部陈查理电影在美国面世。美国电视界曾有一项调查显示，陈查理—一位大智若愚的“中国胖子”—是美国观众最熟悉的五个中国人之一。

　　作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经典形象，陈查理却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视他为与福尔摩斯、波洛齐名的幽默与智慧化身，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如“罪恶博士”傅满洲一般刻板化的华人代表，以致后来由于亚裔美国人的强烈抗议，他被从美国大众文化中扫地出门。

　　美国民众对陈查理的这种两极态度，引发了黄运特的兴趣。

　　“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想解释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进而剖析美国文化的本质。陈查理是我了解美国文化的一把钥匙。”2014年上海书展期间，黄运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他将陈查理的原型——华人探长郑平的经历、作家毕格斯的故事、陈查理的银幕形象以及自己在美国的经历等线索，融入这个虚构人物的非虚构传记中。

　　美国多元种族文化的发展流变、早期华人移民的艰辛历程、西方艺术中的“中国想象”等厚重历史，通过一个小切口在书中被一一呈现。

　　发现陈查理

　　上世纪90年代，一栋古老住宅的遗产甩卖会上，在美国读研的黄运特第一次“遇见”陈查理。他以每本1美元将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两套陈查理小说带回了家。

　　这个华人侦探的美国式幽默让黄运特着迷。此后数年，他看遍了陈查理系列的所有小说和电影，还将搜寻的触角延伸到与陈查理相关的人和事。

　　首先进入其视野的，是陈查理的原型——郑平。郑平的经历在黄运特看来是一部早期华人在美国的奋斗史：

　　出身夏威夷华人苦力家庭，年轻时给人当马童，后被主人赏识而成为檀香山第一个慈善官员，在唐人街沦为罪恶滋生的温床时，又凭借机智英勇，屡破奇案，成为赫赫有名的华人神探。

　　正是一条当地报纸上郑平的破案简讯，激发了在夏威夷度假的小说家毕格斯的创作灵感。

　　1924年，美国排外的《移民法案》通过。彼时，本土主义者狂热，3K党猖獗。“外国人憎恶症”盛行，陈查理却大摇大摆地走进美国公众视线。

　　从郑平生活的夏威夷到毕格斯的家乡俄亥俄，黄运特一路追踪着陈查理的故事。

　　一个问题曾困扰他良久：毕格斯这样一个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小镇的人，如何能创造出与他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栩栩如生的中国人形象？

　　当坐在毕格斯故乡一个中国餐馆里大嚼花椰菜牛肉和宫保鸡丁时，黄运特突然意识到：陈查理之于毕格斯的俄亥俄，犹如中国灯笼之于刘易斯《大街》中的美国，“是眼界狭隘的中西部平原里吹进来的一丝神秘的东方微风。”

　　“毕格斯写了六本陈查理小说，为此他专门研究了美国西部的华人历史，在他的小说中，关于华人采矿、修铁路、受歧视等情节的描写都相当真实。”黄运特说。

　　毕格斯与郑平曾在檀香山见过两次面。毕格斯在会面后更加确信，郑平正是陈查理理想的“原型”。

　　有趣的是，当地新闻媒体刊登的这场东西方聚会的图片中，郑平被一个有着明显蒙古人种的脸孔、穿着中式长袍的短发男人取代。黄运特认为，也许是因为这个人比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干瘪老头郑平更符合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想象。

　　陈查理的两副面孔

　　“他确实很胖，却迈着女人似的轻快步伐。他的脸像婴儿一样胖乎乎的，皮肤是象牙色，黑发剪得很短，琥珀色的眼睛有点斜视。当他从密涅瓦小姐身边走过时，用一种常日少见的礼节对她鞠了一躬，然后跟着哈利特向前走？？”

　　“陈查理这个不庄重的首次亮相是他留给美国文化令人爱恨交织的遗产的开端。”黄运特说。

　　“洋泾浜英语”，对白人太有礼貌，总是神秘兮兮，毕格斯笔下的“中国佬”陈查理保留了美国大众文化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但与以往白人文学作品中华人挨打受歧视的悲惨形象相比，陈查理变得更有智慧和能力，能办大事。

　　很快，陈查理成为好莱坞的宠儿。他给迷恋神秘东方文化的电影制片人带去了希望。

　　但最初由亚洲人扮演的三部电影差点断送了陈查理的好莱坞星途。直到白人华纳·奥兰德的“黄脸戏”表演，才让陈查理一炮而红。

　　陈查理系列电影在当时的中国也受到热捧，鲁迅曾经看过。当年的国民政府针对外国电影的审查委员会对陈查理系列的审查一路绿灯，他们认为这些电影塑造了一个正面的、杰出而又风趣的中国人角色，在美国电影史上开了先河。

　　1936年，奥兰德访问中国，媒体和影迷给了他超乎寻常的热情接待。他们自动屏蔽了一个事实——奥兰德也是另一个令人憎恶的华人形象、“邪恶博士”傅满洲的扮演者。

　　然而，不久之后，陈查理就被换了一副面孔，和傅满洲画起等号。

　　1949年，冷战铁幕落下，陈查理系列电影停产，但仍通过传媒网不断重播。其中一再唤起的与东方相关的黑暗想象，彻底改变了陈查理的形象。

　　“陈查理典型的中国神秘性，不经意间使他成了‘傅满洲的候选人’。”黄运特在书中写道。时至今日，在美国文化的某些角落，“陈查理”和“傅满洲”仍是同义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席卷美国，陈查理又成为亚裔美国人抗议种族歧视的靶子。在他们眼中，陈查理和傅满洲一样，都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产物，多年来，他们都生活在其阴影之下。这种强烈的情绪以及抗议最终让陈查理在美国大众文化中销声匿迹。

　　黄运特对此能够理解却并不认同。他在书中穿插了自己初到美国时的生活经历。当过服务生、洗碗工甚至保安——是和陈查理相似却又不同的华人奋斗史。

　　和许多亚裔美国人不同，黄运特到美国时已从北京大学毕业，思想和感情都比较成熟，背后有中国文化背景做支撑。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这让我可以非常客观地解释陈查理这个美国现象。”

　　美国文化的跨种族想象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中文版前言中说，“陈查理的故事触及了美国文化的一条主要神经”，为什么？

　　黄运特：这本书出来后，我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接受采访，白人主播一开始就说，陈查理是他的一种“很有负罪感的乐趣”。

　　他会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对这个人物着迷，是因为美国人对其看法有两个极端——它有千百万爱好者，也被很多人憎恶着。尤其是亚裔美国人，他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在丑化他们。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两极分化说明了什么？

　　黄运特：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各色人种聚集。19世纪美国盛行“黑脸戏”，由白人把脸涂黑扮成黑人，这种对黑人的丑化或滑稽模拟，正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起源。

　　美国大众文化的精神来源即种族关系，无论电影、音乐还是文学，都充满了跨种族的想象。这种想象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歧视的烙印。

　　很多人想把这种烙印掩盖起来。比如对是否应该在中小学课本中保留马克·吐温文学作品中用到的“黑鬼”一词，最近美国文化界争论很大。

　　陈查理也如此，由于亚裔美国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抗议，相关电影和书籍几乎被禁，这个人物在公众记忆中消失了40多年。这既扭曲了历史，也让我们失去了了解美国文化发展真谛的机会。

　　在我看来，陈查理身上打着时代烙印，它既代表了当时美国存在的种族主义，也是美国文化中创造力的精华。因为跨种族想象和模拟，不管正面还是反面，都是美国文化发展特有的巨大动力。如果把这些抹去，美国文化也就面目全非了。

　　华人在美国的形象

　　《瞭望东方周刊》：陈查理在美国出现和走红的时候，恰逢美国排华排外的移民立法达到高峰。但这种排斥与陈查理的走红并行不悖，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

　　黄运特：在排外最厉害的时候出现一个很红的外国人角色，这种矛盾说明了美国文化的一个心理：他们当时对中国又爱又恨，一方面觉得中国很有魅力，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国。

　　这种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很正常，比如法德之间，两次世界大战打得那么厉害，民族文化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

　　亚里士多德曾为诗歌与艺术辩护，认为它们有一种释放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陈查理当时在美国的走红。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白人社会对华人的想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黄运特：我通过写这本书追溯了华人在美国地位的变化历史。

　　19世纪中期，刚开始去美国的中国人很受欢迎，当时美国各处都在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而华工往往勤劳能干又不抱怨。

　　但当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这种欢迎的态度马上转变了，因为中国人抢了很多美国人的饭碗，一股反华的潮流也就开始了。当时还颁布了排华法案，阻止中国人去美国。

　　在英文中有一个词叫“Chinaman”（中国佬），这在19世纪中期原本是一个中性词，到反华情绪高涨时，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成为盟友，中国人的形象又开始变好，那时陈查理在电影中甚至为美国国家机密单位工作。此时日本人成为美国排外的主要对象，在20世纪40年代拍的陈查理系列电影中，就能看出这种反日情绪。

　　五六十年代，中美关系再次僵化，“黄祸”加“红潮”论盛行。可当时陈查理却是最红的，各大电视台都在重播他的电影。这和二三十年代的情况类似，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和陈查理这样的人相处，但在艺术想象中却可以。

　　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人去美国的也越来越多，70年代在美国最引人注意的是日本游客，现在变成了中国游客。最近还有个陈光标要买这买那，美国人的心理自然又不一样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