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瑀：一个画家的多重人格

　　从最早的那个反传统的暴力熊猫到具有反抗精神的孙悟空，再到后来戏仿钟馗……一边抖着机灵一边扮演小丑的高瑀获得了命运的垂青——第一个拍卖过百万的80后艺术家。他穿着时尚却时刻用画笔描绘着传统，他毒舌易怒内心却偶有感伤，这个80后当代艺术家的佼佼者，一直用他特立独行的方式横行艺术界。

　　表面时尚，骨子传统

　　平整的毛呢大衣、考究的黑礼帽，配饰别致的手链和戒指……这个80后艺术家每次出现在公众眼中，都不似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反倒像刚从米兰参加完时装周回来的时尚ICON，即使从今天的三里屯走到香榭丽舍，再径直走回五十年代的巴黎，高瑀的每身行头，都不落时尚。但高瑀，从骨子里，却是一个充满传统文化符号的人。

　　高瑀小时候想当超人，他列举了能让超人上天入海的科技手段，还为此给表哥画了一幅画加以证明。13岁时，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柯云路为阐释《气功大师》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他感兴趣极了：奇门遁甲、周易八卦、风水……于是高瑀开始研究“玄学”。

　　到了初中，他试着学人打卦，这是一种具有超能力的体验，满足了高瑀自诩“与众不同”的小虚荣。从《周易》一直研究到《河洛精蕴》，高瑀最后放弃了，“完全是搞不懂的数学。”从科技超人到命理超人，高瑀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这些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

　　脸上愤怒，内心感伤

　　作为80后“卡通艺术家”的代表人物，高瑀的作品自然是以卡通为主题，从最早的那个反传统的暴力熊猫到具有反抗精神的孙悟空，再到后来戏仿钟馗，他的画五彩缤纷，有着川派画家活泼艳丽的代表风格，但是高瑀的作品中又常常带着黑色幽默，以戏谑的方式重新演绎经典和那些经典在人们心里的既定形象，展现了现代新新人类对过去经典卡通形象的一种解构和调侃。上海美术制片厂动画片，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的卡通片以及迪斯尼的引进，构成了高瑀从小开始，很重要的视觉文化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一部分。

　　高瑀的初中三年一直是在画漫画、投稿、被退稿、继续画漫画的过程中循环度过，不过，这个时候高瑀的绘画，纯属胡乱“涂鸦”，最搞笑的是，高瑀能接触到当代艺术、接触到油画还是在编辑给他的退稿信里，编辑让他多学习素描，加强基本功，高瑀这才开始系统学习当代艺术，学习过程中，他才知道，原来还有美术院校这一说。

　　虽然高瑀当时怀揣着当一名职业漫画家的理想，并锲而不舍地将自己的“涂鸦”投稿给漫画杂志，虽然屡屡遭退稿，但这样的经历却培养了高瑀的某种审美趣味，就是要在作品中有幽默感和叙事性。

　　所以，在高瑀的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一只暴躁易怒的熊猫GG。事实上，高瑀不仅不喜欢熊猫，甚至很讨厌它，在他看来，这个懒惰的动物根本不配作国家的“国宝”，所以他创造的熊猫形象是那么的暴力、血腥。被问及高瑀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形象的熊猫时，高瑀说，他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画它，每个人画的东西都跟他自己有关系，可能自己比较愤怒吧。

　　在这些“怒火冲天”的熊猫中，高瑀的另一些代表作品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作品画面简洁明了，色彩纯净明朗，运笔寥寥却极为传神，画面中的大片留白，营造出“无声胜有声”的意味。《一个人的孤单》中，高瑀塑造了一个哭泣的葫芦娃的形象，并把主角的构图放置在画面的下方，而占据画面主体的是葫芦长长的藤蔓，细细的，弯曲成漂亮的曲线，却显得形单影只，寂寞、孤独的心境不言而喻。高瑀在画面中试图表达一种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在他们光鲜、喧闹的外表下，或许正藏着这样的一颗寂寞而无助的心。乳白色的背景和温润的浅绿搭配，恰到好处，使作品在诙谐的态度之下又蕴藏着细腻感性，而细腻感性之中又有着内在情绪的张力。

　　不管是愤怒的熊猫还是感伤的葫芦娃，或许正代表着高瑀那颗倔强又软弱的灵魂呢。

　　艺术还是商业？梦想还是现实？

　　随着熊猫GG的走红，GG的形象出现在各种生活用品中：T恤、水杯、沙发、墙纸，这些精心设计的产品展示出高瑀对于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趣。今天高瑀所谓“符号的复制”给他带来了名气和争议，不过，高瑀对此并不关心，至于艺术和商业的结合会不会破坏艺术的纯粹性，高瑀给出了他直率的回答，商业和艺术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概念，今天整个当代艺术，能够进入我们的视界中，因为它是我们整个商业社会的一部分，就像所有的画廊都是需要盈利的，包括看似不赚钱的美术馆背后其实也有一套很完整严谨的在商业社会中运营的规则。面对种种争议，他说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轻松画下去，如果你问他熊猫会画到什么时候，他也说不好——只要有人还继续着“熊猫的崇拜”，高瑀就有动力去创作下一张画。

　　高瑀的“口无遮拦”，给他带来过很多麻烦，但是在他看来，如今这个浮夸社会，不是一个人人都愿说真话的社会，“人生在世短暂几十年，还是率性而为算了。”轻松无谓的语气，已与当年那个刚毕业时的愣头青年不一样了。

　　大学毕业时的高瑀，确实没有辜负我们对艺术家形象的臆想，淡泊名利最能形容他们。毕业后他去丽江旅游，没想到索性在束河古镇租了一间客栈，做起了悠哉的文艺青年。那时候的他，完全没有想过要靠艺术生存，开客栈的目的也是为了画画之余找到更稳定的生活保障，高瑀说，“纵观美术史，艺术家在生存面前一直是很焦灼的状态。”他很早就意识到，不能“为稻粱谋”——只有自己能够不靠艺术生存，才能更从容地做艺术。

　　可是开了一段时间的客栈，赚了一点钱，他便呆不住了，“玩玩可以，呆久了对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是有伤害的，会让人安于现状，甘于平庸甚至乐于平庸”，高瑀这样评价在丽江的生活。3000块钱一年的租金，在他当时租的时候，就看准了它的发展潜力，一年多以后，束河房租果然涨得厉害，他做了一笔转手生意，赚得“钵满瓢满”的高瑀成功将生意转手于人离开了丽江去了北京，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流浪。

　　文|张元梅 美编|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