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提供者 对智力提供者的追捧与让步

　　9月19日，哦，不是阿里上市，是学者开会研究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当然，阿里活动的大背景正是信息经济。为了研究背后这个大背景，我推掉了阿里上市庆祝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除了我讲一个公式时，戏称“它对应的实践今天上市”外，学者们没直接谈阿里。不过，喻小明教授一句“资本要素提供者对智力要素提供者的追捧与让步”，我认为却是对当前局面的最佳概括。阿里倒更像是成了理论上的一个注脚。

　　会阅读上市可以看出，创始人和投资人争夺控制权，是阿里上市这场大戏的戏眼。实际上，直到阿里上市，马云才真拿回了阿里的法律意义上的控制权。而“资本要素提供者对智力要素提供者的追捧与让步”则是放大到信息经济尺度后，重新看到的东西。听起来象说，第二次浪潮终于向第三次浪潮在交出权杖。明天的历史，是由这一页真正翻开的。

　　喻小明说这句话当时并没有针对阿里上市或双重股权结构，但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用来说明阿里控制权之争的时代背景，真是太切题不过了。

　　喻教授本来的小标题叫“资本所有权的地位弱化”。是想说明经济学当前面临解析和重构的原因。喻教授认为，工业化完成前的经济学三大理论（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在一个根本点上，与工业化完成后的现实矛盾，即“资本所有权的地位弱化”。

　　工业化以资本为核心要素，信息化以智力为核心要素。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当年假设的都是以资本为第一稀缺要素。但现实是由于产能过剩，资本普遍过剩了，“智力要素取代资本要素成为第一稀缺要素”。

　　在资源控制权上，当然是谁更稀缺，它的掌握者权力更大。信息革命的本质就是控制权从资本手中转移到智力手中。喻教授由此预言会出现“资本要素提供者对智力要素提供者的追捧与让步”，他甚至还提及具体形式：“风险投资者对智力要素提供者让渡股权”。

　　围绕阿里控制权的争斗，实际上教科书般地再现了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的这场权力争夺。

　　本来，互联网企业的双股权结构不光阿里有，谷歌与脸谱也有。2004 年 Google 上市前，引入过双重投票权结构，三位创始人获得66% 投票权。脸谱上市时，也采取了双股权结构。扎克伯格以 28% 股权占有了57% 的投票权。

　　马云团队要以仅仅13%左右的股权，实现对董事会的绝对控制，比谷歌与脸谱的形势更艰巨。阿里被推到这一步，偶然里带着必然。阿里在当年的“大洪水”（2000年前后股灾）中，抓住船板（孙正义与雅虎的资本）幸存于难，这是马云失去阿里资本权力（57%左右）的前因。对此，现在说什么风凉话的都有，但当年中国的银行没救马云、中国的大企业没救马云，中国的投资人没救马云……，验证了中国一句古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把道理从故事中抽象出来看，马云失去资本权力，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缺乏支持互联网这种“智力要素”所需要的投资体制（风投体制）而形成的必然被动局面。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解决不了，因此中国仍然无法让互联网这些蓝筹股们回到A股，让他们成为回家的燕子。

　　但是，人类的“智力要素”，借这个唤作互联网的外壳，星火燎原，强大起来了。强大到什么程度？以阿里为例，上市第一天，他的“GDP”就超过了当天正闹独立的苏格兰，超过了深圳市。新的知本家阶级，当然不希望还象自己弱小时那样，听凭资本呼来唤去。主要是资本的声音经常是错的。多年来资本干扰互联网创始人创新已造成了大量悲剧（苹果当年驱逐乔布斯就是一例）。基本面上的原因在于，互联网发展主要靠创新而不是资本；资本的风险回避倾向反倒常抑制创新。当年是由于创业极需资金，创业者被迫放弃公司控制权，以换取融资。现在创新者坐大了，资本所有权的地位又不肯自动弱化。于是，创新驱动与资本驱动这两种权力的矛盾日益突出。

　　这种形势，非常象法国大革命前第三等级与贵族的关系。第三等级由于代表新的稀缺资源（资本）而对代表旧的稀缺资源（土地）的贵族阶段，越来越不满意。目前，在出人命之前，可以想出的最好妥协办法，就是双股权结构（双重投票权结构）。本质上就是资本与智力分权（相当于第三等级与贵族分权）。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就是投资人，智力的人格化代表则是创始人（合伙人）。为此马云设计的“合伙人制度”，其核心是通过合伙人制度及合伙人拥有的超半数董事提名权。实质是在不具有资本控制权的条件下，保证智力控制权对公司的掌控。落在实处就是，资本要素的提供者，只收利（本质上退化为租），不决策；智力要素的提供者全面决策，获得超额利润。

　　阿里上市是人类第一个在体量相当于中型国家的社会体水平，第一次实现了这种社会契约。这回居然没用攻打巴士底、没有杀路易国王的头，就完成了从一个文明向另一个文明转型、从资本要素向智力要素转型的社会契约。难怪媒体评价说：“阿里成华尔街新宠合伙人制度获加冕”。

　　“资本要素提供者对智力要素提供者的追捧与让步”这句名言，准确地描述出一部分已认清形势的资本家的心态。私募投资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就说：“时至今日，如果科技公司不采取双重股权结构就上市，将是一件很不安全的事情。”其搭档 Ben Horowitz 也表示：“如果其他投资者不能将创始人赶出公司，那么我会感觉更好。”

　　但不是人人都满意。香港股市整体拒绝了马云的“合伙人制度”。向经济学家发出的信号似乎是：宁可“智力要素取代资本要素成为第一稀缺要素”，也绝不容忍“资本要素提供者对智力要素提供者的追捧与让步”。不知香港在潜意识中是否还在追随大英帝国走远的资本时代的脚步，那个帝国在19日差一点掉下一块足有阿里那么大的苏格兰。

　　美国被撕裂了。在东海岸的支持以及纽交所转向的同时，《纽约时报》带着19世纪的口音说，“投资阿里巴巴时面临严重的公司治理风险”。“首先，内部人士虽然只拥有少数股权，但却对公司拥有永久的控制权。”红杉资本的 Greg McAdoo 认为：传统的股权结构安排使得股东有更多的投票权，因此能获得更多的保护，而双层结构则将减少这种保护。这些说的都是实情。如果马云们真成为骗子，这套制度已确实没有多少保护投资人的办法。投资人唯一能投票的就只剩下脚。事实上，资本家已被逼到与地主差不多的（食利者）位置上了。

　　资本家将如何“沦落”到这步没出息的田地呢？让我们再回到理论上来。不久前，克里斯坦森等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一篇《资本主义的窘境》，痛陈资本对创新的阻碍。其中写道：“企业不愿投资市场创新导致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投资者和管理者都被灌输这样的观点：资本是最稀缺的资源。这导致企业采用错误的工具评估投资机会” （“我们越来越重视净资产回报和内部回报等财务指标”，“我们需要新工具来管理稀有和昂贵的资源。例如，我们如何衡量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投资？”）；“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疏导资本流向，鼓励企业大胆创新”。

　　“资本要素提供者对智力要素提供者的追捧与让步”不是主观决定的，背后有一种历史的力量，推动他们这样去做。你、我和阿里，今天后背上感到的，都是这同一股力量。

　　姜奇平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