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三人谈

　　“工业4.0”是下一个工业革命。产品和人类彼此之间将独立交流、自行优化流程、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设计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作用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拉夫·威格曼

　　全球工业设计著名推手，iF国际设计论坛总裁，欧洲设计管理奖评委会主席。他曾为多项世界知名设计奖担任评委，如INTEL 设计奖，爱尔兰Glen Dimplex设计奖等。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选择深圳作为国际上第一个展示iF设计大奖的地方？

　　拉夫·威格曼：中国对好的设计如饥似渴，希望吸引世界顶尖的设计奖项；而深圳又是中国设计师聚集的重要城市，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客户。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2014年深圳工业设计论坛的参加者，你对深圳以及中国工业设计的印象如何？

　　拉夫·威格曼：工业设计在这里大量存在，是论坛举办的重要原因——当地需要设计，设计师也需要挑战和工作。当地政府也意识到，创意工业是从产品导向转型为品牌导向的核心手段。会议以及相关论坛活动不仅吸引了设计领域的人，也能让普通大众接触到。这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投资。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设计并提供高水平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中国品牌的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早接触到中国的工业设计是什么时候？这些年来，对于中国工业设计的变化，你怎么看？

　　拉夫·威格曼：20年前，在中国，设计还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当认识到设计能使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时，人们的意识变强了，来自政府的支持变多了。

　　当然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顶级经理人的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认为工业设计只是产品形状的修正，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明白设计师的战略价值。

　　另外，不少中国设计师必须学习如何为他们最好的“解决方案”而战斗。他们被教育要遵从客户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好的设计师会坚持保留最好的——也许正是客户不看好的！

　　如果设计师需要支持，他们可以试着寻求iF国际设计论坛的帮助，这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见的平台，也许对设计师来说，这里的专家更能帮助他们，也更有说服力。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获得国际大奖。但你必须了解，在申请和获奖之间有一个比率。也许一个设计工业成熟的国家，全部参评作品有50%可以获奖，但工业设计刚刚起步的国家可能只有3%的获奖率。

　　中国工业设计行业有很高的积极性、雄心并愿意参与竞争，而且中国有广大的市场等待着他们。如果申请iF设计大奖，必须高于平均水平，并且每年都要申请。一次的成功并不够。设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一个品牌的信任是建立在持续的基础上的。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设计师认为，设计的成功不在于获奖，也不在于客户满意，而在于市场是否认可。你对此怎么看？什么样的设计最吸引你？能否举例说明？

　　拉夫·威格曼：客户只关注一点，就是市场的成功。但你很难搞清楚一个产品究竟为何失败。 是因为不好的设计？是因为错误策划、市场策略还是恶劣的销售服务？很多公司都把失败归结于设计而把成功归结于策划，这非常错误而且不公平。

　　我本人特别喜欢以环境和社会为导向的产品和项目。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国际最为著名的工业设计产品推手，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动一个工业产品价值的实现？如何借助设计展这样的平台来推动工业设计能力的提升？

　　拉夫·威格曼：这一行的追随者而非创新者，越来越多，因为独特性非常稀缺。所以，如果某一产品想要长久地吸引注意力，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品牌战略。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一定要真正寻找到满足公司“哲学”并能帮助提升这一“哲学”的设计师。而设计师一定要足够优秀。设计推动者就需要知识、经验以及国际视野，必须理解行业的需求、设计师的能力和竞争力，并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的方向在哪里。

　　光说“设计是重要的”是没用的，我们必须证明它的重要性。

　　《瞭望东方周刊》： 在你看来，工业设计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增加了制造业的附加值，也有人认为它就是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在，你怎么看？

　　拉夫·威格曼：工业设计最重要的角色，简单来说，就是解决问题，提高环境质量，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今天我们多次提及“工业4.0”是下一个工业革命。产品和人类彼此之间将独立交流、自行优化流程、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设计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作用，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深圳有什么合作计划？与中国工业设计界有怎样的合作计划？

　　拉夫·威格曼：深圳有望成为我们在中国市场的枢纽。我们甚至想在这里开设办公室。不过，要真正创建信任和高效的合作，中国设计界需要明白，成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中国朋友始终倾向于快速地跟着变化走，这让长期的成功变得艰难。但我希望他们知道，iF总是在他们身边，我们时刻准备着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

　　凯瑞姆·瑞席

　　当代设计师中最多产的大师，曾获300多个奖项，有3000多项作品投入生产，覆盖全球35个国家。他很重视人性化体验，代表作有Umbra公司的嘉宝垃圾桶、Alessi公司的Kaj手表，及为森本餐厅、费城酒店所作的室内设计等。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2014年深圳工业设计论坛的参加者，你对深圳以及中国工业设计的印象如何？有哪些优点或缺陷？

　　凯瑞姆·瑞席：这个世界正在不断地被重新设计，中国在这种设计变革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思维严谨，很有自律性，也很聪明。

　　深圳的优势已经不再是行业本身，而是其与制造者和其他国家的直接关系。标准和追求完美都是做出好的设计的必要条件，对于诗歌、情感和人性的尊重，也是好的设计所不可或缺的。

　　深圳的机场和出口处都充满着创意设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根据仿生学原理设计的长长的通风通道，之后是机场里的光线和空间设计，给人一种人性化的现代体验。

　　《瞭望东方周刊》：你2014年开始担任这一论坛的评审会主席，作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师，你对中国的工业设计怎么看？

　　凯瑞姆·瑞席：工业设计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过程，其价值远远超越设计产品本身。光有创造力和高科技创造不出好的设计，还要考虑实用性、市场营销、行为学、美学、制造技术、材料选择、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

　　过去20年中，中国的生产质量实现了从较差到最好的巨大飞越，这种提升离不开工业设计的发展。但是，我认为中国还缺少一个非常清晰的计划，中国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品牌意识，几乎没有世界知名品牌。中国需要理解怎样培养原创性，并将其发扬光大。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认为，中国目前强烈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推动着工业设计近年来的蓬勃发展，对这你怎么看？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工业设计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什么？

　　凯瑞姆·瑞席：视觉产业和信息产业越来越专业化，人的精力和时间都在极度膨胀，消费者不断地被周围的环境刺激，我们正处在数字时代，所有的东西都要被重新设计。

　　设计的发展正遵循着一套复杂的标准——人性化体验、社会、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物质与精神上的交流，形态视觉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全面理解。然而，制造却遵循着另一套标准——投资、市场份额、生产管理、配置、服务、产品表现、质量、生态环境以及可持续性。所有这些因素正在影响着室内设计、审美观、文化和人性化的体验，同时也在定位公司品牌和塑造品牌价值。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设计师认为，设计的成功不在于获奖，也不在于客户的满意，而在于市场是否认可。你是当代最多产的工业设计师之一，如何做到这一点？

　　凯瑞姆·瑞席：对于产品所产生的成就感可以是多个层面的。我设计的动力一直在于，设计是一种人性的体验。我的信念是通过设计去激励其他人。我能够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地将人的体验融入任何我设计的产品之中，小到开关、门把手。

　　《瞭望东方周刊》：有不少中国设计师认为，除了为客户提供优良的设计方案，还需要提供整套的产品设计系统，包括产品定位、营销策略等，你怎么看？提供更丰富全面的服务，是否工业设计企业的唯一出路？

　　凯瑞姆·瑞席：当然！我相信很多中国优秀的设计产品，并不是完全出自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品牌并打破世界工厂的形象。我时常想到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比如瑞典，虽然只有700万人口，但却拥有宜家、沃尔沃等国际知名品牌。中国有14亿人口，但除了阿里巴巴，我竟然说不出别的品牌了。

　　如果中国想要创造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品牌，就必须回答几个问题：公司是否对人性和文化感兴趣？制造业是否经常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幸福感、爱情的密码、人的自我表达方式、人的自由等？你的产品能否将这些元素体现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选择工业设计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听说你在33岁前的经历很坎坷，到纽约后才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次生命，能否分享你的奋斗故事？

　　凯瑞姆·瑞席：从我有记忆开始就喜欢上设计了。七岁时，我的房间里有一个橙色的勃朗闹钟，还有非常具有未来感的白色音响。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设计周围的环境。1982年我获得了工业设计的本科学位。之后的两年我在意大利米兰的设计工作室继续学习。那段经历让我以后想设计既有美观性又有实用价值的产品。

　　但是从1985年到1991年回到加拿大的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机械、医疗器械、电动工具、激光测量仪器、雪橇、火车的室内设计，还为加拿大邮局设计邮箱。我领悟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意大利是唯一一个意识到必须将美学融入工业设计的国家。

　　那时，北美的公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辞掉工作专心学术，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设计。之后我身无分文地来到纽约开始画身边的物体，美化我一直想要塑造的理想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可能入驻中芬设计园，接下来在深圳有什么合作计划？

　　凯瑞姆·瑞席：六个月前我在深圳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希望能够促进中国办公室和纽约办公室之间的设计与文化的交流。我现在和很多的中国制造商都有合作。但我更想在中国设计室内装饰，还想开办一个国际设计项目。我喜欢中国，我想见证中国的发展并参与其中。

　　黄智恒

　　IDEO中国区设计总监。IDEO 公司由一群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立于 1991 年，是全球顶尖的设计咨询公司，曾为苹果公司设计出第一只鼠标，设计出了全世界第一台笔记本电脑。黄智恒曾获得包括iF和红点在内的多项国际设计大奖，曾为美的、三星、TCL、方太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设计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不少以代工生产（OEM）为主的中国制造企业，目前正期待通过工业设计打造自己的品牌，你对此有何建议？

　　黄智恒：我们在中国有不少制造业客户，他们经验丰富， 擅长生成消费者反馈和洞察， 但是在如何把这些洞察转化成利于营销的创新型产品方面，还比较欠缺。

　　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企业缺乏转化能力， 而是在于思维理念上的转变。要成功经营一家OEM企业， 通常的理念就是要求员工尽可能地高效工作。然而， 要使推出的产品或服务有卓越的用户体验， 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要鼓励员工在尝试中学习，并且要具有拥抱未知领域的开放心态。

　　一件好产品的诞生， 不只是关系到专业设计师的工作。要培养设计师对目标用户的同理心，依据明确的用户需求来指导技术和商业决策。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中国客户一般有何特点，比如企业规模、对工业设计的认识、对于价格的看法等？你了解到的中国政府官员对工业设计态度如何？

　　黄智恒：我们与各类中国客户开展合作， 其中既有跨国公司， 也有初创企业。这些客户通常都有宏伟的发展愿景， 公司的领导人也不乏乐观精神和好奇心。正是这些特质驱动着设计创新。

　　在我看来， 中国政府对工业设计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大力扶持显而易见。特别是在中国政府立足于进一步做实扩大内需战略来支持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开始失去低成本生产制造优势的大环境下，这一点尤为明显。

　　尽管如此， 我仍然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工业设计行业和教育的投资力度。因为只有懂得如何从真正了解人的需求出发来做设计，而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以及懂得如何与跨专业团队通力协作，而不是自我封闭在单一的工业设计团队里，才能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复杂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8年第一届国际工业设计节开始，深圳工业设计协会就与IDEO有合作和交流，你认为这6年来，工业设计在深圳、在中国的发展有何特点和趋势？

　　黄智恒：深圳可以说是世界制造中心，累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不断推动着工业设计迈向世界一流品质。MIT媒体实验室的伊藤穰一教授最近分享了他对深圳这种独特的硬件生态系统的看法，并把它与硅谷的创业运动作了类似比较。对于工业设计师来说， 如今的深圳已然是一个催生着各种可能和新机遇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你认为，未来数年中国的工业设计会在哪些产业有更大的空间和作为？

　　黄智恒：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4-2-1”家庭结构日益普遍，我认为老龄化领域将是工业设计未来数年、在全球范围内可以有更大空间和作为的领域。

　　根据IDEO今年推出的全球创意设计平台“Designs On：Aging”预计，到2050年中国将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0岁。针对这个老龄化趋势，我们的中国设计团队提出一个名为“故事盒”的设计概念，用于连接真实可见的个人物品和虚拟的记忆。此外，IDEO 新加坡团队开发的“停靠点”概念，旨在帮助老年人和行动缓慢群体在繁忙的都市中找到歇脚的地方。就像在十字路口这类城市中常见的停靠点设置一些类似拐杖的设施， 供老人在路上获得片刻休息，在等红绿灯或找公交系统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把购物袋挂在停靠点上。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设计能在解决老龄化相关挑战上发挥积极强大的作用，不仅满足用户的情感及功能需求， 而且能满足企业的商业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工业设计行业未来的模式会是怎样的？很多中国设计公司正向整个链条延伸，包括营销等等，你如何看这些趋势？

　　黄智恒：对于中国的工业设计行业来说， 我希望设计思维的应用可以超越外观、功能、可用性、生产及营销本身，来帮助解决社会面临的一些系统性挑战，比如教育、健康和环境。

　　这绝不是空想，IDEO的发展历程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最初一家开创世界诸多第一款产品的工业设计公司，到如今运用设计来帮助企业和组织探寻核心问题，开创价值新领地——我们积极帮助应对埃博拉病毒；推动像The North Face这样的全球知名品牌深入中国市场；帮助美的电器等企业勾勒新的未来愿景，并为新西兰航空打造更卓越的空乘体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 徐颖/北京报道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