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还是不说

　　权势人物喜欢做大度的姿态，也会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之类的豪言，可是真的触及逆鳞，顿时脸就变色了。天确实没有塌下来，只是说话的人不知哪里去了。

　　“祸从口出”是中国的古训，长辈常会拿它来告诫晚辈。这一种性质的教训在一部分古代文献中假托的名头异常之大——黄帝和孔子，以表明它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引今已失传的《太公金匮》一书，其中提到“黄帝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金人”是用金或铜(上古铜亦称为金)铸的人像；“三缄其口”是说金人的嘴上贴了三层封条，一副“打死我也不说”的神气。黄帝遣这样一尊金人，说是为了提醒自己。

　　据说金人背后而还铸有铭文。《孔子家语》记述，孔子曾经进入周室的太庙，看到在“堂右阶之前”有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背后有铭文三四百字，警告人“无多言，多言多败”云云。孔子当场教导学生要牢记这个教训，为人处世，要像《诗经》中所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太庙的金人是黄帝传下来的吗？《孔子家语》没有说。

　　从《金人铭》的全文来看，它既是一种政治性的告诫，要求统治者为事须谨慎、说话要小心，又是一种普泛性的人生经验之谈。孔夫子借以教导学生，主要是从后一种意义上着眼的吧。不管怎么说，它让人感觉到政治是充满危险的，人类社会也是充满危险的，紧闭嘴巴、睁大眼睛很重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危险会从什么地方来。

　　《太公金匮》当然是伪托之书，《孔子家语》的可靠性也有很多问题。所以《金人铭》到底产生于什么年代，还须推究。至少西晋有位文士叫孙楚的，就不相信这种让人闭嘴的教训会是古圣贤之意。他特地写了一篇《反金人铭》来驳斥它，并宣扬另一种完全相反的人生态度。

　　依孙楚之见，在政治开明的时代，譬如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统治者唯恐听不到民间的批评，要想出各种办法鼓励人们说话，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只有到了“末叶陵迟，礼教弥衰”之际，也就是政治恶化的时代，才会出现容不得不同念头、“承旨则顺，忤意则违”的情形。而正是由于一旦触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必定遭殃，唯有紧闲嘴巴才能逃避灾祸，才会出现《金人铭》这种无奈的伪托之作。

　　因而在《反金人铭》中，孙楚也假称在晋太庙中有一“大张其口”的石人即石刻雕像，它的胸刻着这样的文字：“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则后生何述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大嘴巴。那么为什么要做一个大嘴巴呢？孙楚认为，如果一个人读过那么多的书，思考过那么深的道理，就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用现代语言来说，这是精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

　　“铭”是一种有警诫意义的文体，而《金人铭》和《反金人铭》提出了二种相反的人生取向。而到底哪一种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大概是不需要多说的。“三缄其口”是人人熟悉的格言，“大张其口”知道的人不多，就是知道了也大抵报以惊讶或者嘲笑。就根本的情形而言，中国历史上能够容忍政治异见的光景较为少见，“尧悬诛鼓，舜置谤木”云云，只是儒士的童话。权势人物喜欢做大度的姿态，也会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之类的豪言，可是真的触及逆鳞，顿时脸就变色了。天确实没有塌下来，只是说话的人不知哪里去了。

　　如果说今天的社会较以前有重要的发展进步，标志之一就是较能容忍大嘴巴的存在。真正的精英有说话责任，读那么多书，想那么多道理，不该紧闭嘴，让它烂在肚子里。当然，大嘴巴未必就说得对，过激的意见会有，信口开河或许也难免，但这终究是社会开放、文化多元的标志，有总是比没有好。以正统自居的人看见大嘴巴就要到处告发，恨不得手持封条一路贴过去，他们心目中的“盏世”其实是孙楚说的“末叶陵迟”，照那个样子走下去不会有出路的。

　　就算宋祖德那样的大嘴巴，也是一种社会景观。说吧，太离谱了，罚款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