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应对更大下行压力的思考与建议

　　如果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政策力度推演，在房地产业调整来临、财政收支增速减慢和外部需求不振三个主要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广东2015 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7% 以下的可能性甚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常态”，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发展状态和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以及因此带来的严峻挑战。2015年，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仍然错综复杂，下行压力巨大，广东下行压力更大，需科学把握“新常态”，寻找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新常态下，广东经济下行压力会更大

　　一、2015年世界经济回升走势仍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增长难以明显快于2014年。

　　从最新数据看，日本经济2014年二、三两个季度连续负增长，已陷入衰退；欧元区截至2014年10月的失业率仍高达11.5%，前三季度增长率分别是0.3%、0.1%和0.2%，经济增长已接近停滞。

　　到2014年10月美国虽然失业率，零售，工业生产，出口和二、三季度GDP的表现略好于2013年同期，但新房实际开工套数，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9、10月已差于年内好的月份，11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跌到年内的较低水平；再加上虽然美国商务部最后修订的2014年三季G D P环比年化增长率达5%这样少有的高水平，但因2014年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2.1%，前三季度比2013年四季度的实际累计增长率仍低于2013年同期水平，因此美国的强劲复苏势头能否持续仍然存疑。

　　南非、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2014年二、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均不如2013年同期，加上美联储在2014年10月退出量化宽松使美元回流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还未结束，发展中国家2015年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大。

　　二、2015年内外需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投资需求看，首先是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的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峰值已过，明显回调一定是大概率事件。

　　1990年到2014年10月底，中国累计销售出的商品住宅已超过100亿平方米，按平均80平方米一套和20多年来城镇居民平均每户约3.3人估算，已可为超过4.1亿城镇居民提供住房，已接近同期中国常住人口中的城镇人口共增加4.3亿；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已有的自建住房、机关事业单位建的房改房、工矿企业建的职工住房和目前房地产商手头未售出的商品住宅，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完全可以达到人有其居。

　　2014年1-10月全国商品住宅施工面积高达49.19亿平方米，按每套80平方米和目前城镇每户平均3人计，还可为1.8亿城镇居民提供住房。按同期销售进度这49.19亿平方米住宅建成并全部销售出要到2019年以后；如果再加上房地产商手头未售出的已竣工商品住宅，中国目前的商品住宅建设与供给规模都已达极致，再持续增长是不可能事件。

　　更为致命的是，全国和广东都在2000年前后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均降到1左右，开始进入代际间人口接近减半的特殊人口发展时期，即我们已进入到新一代成家婚育人口将只有他们父辈的一半的特殊人口发展阶段，以满足居民生活起居为目的的商品住宅业现在必须为此做出重大调整了。

　　因生产能力过剩严重和房地产业峰值已过，2015年第二产业投资增长不可能快于2014年；如果没有强力的国家宏观干预，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会因各级政府财力吃紧和普遍较高的负债率，投资增速难比2014年加快。

　　从消费需求看，经济下行下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会下降，需求弹性小的生活必需品消费虽然会维持一定的增长但要加速很难，而需求弹性大的装修、购车、家电更新、奢侈品购买、旅游和外出餐饮的增幅会回落。

　　从外需看，鉴于外部世界经济景气难有更大起色，2015年出口增长难以明显快于2014年。从2015年的财税前景看，因近几年挖潜推动的税收持续高增长已触到了税源潜力的极限（2014年11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仅3.7%），如无强力的国家宏观干预，2015年政府税收增长进而政府消费支出增长都将会明显慢于2014年。

　　三、2015年广东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会更大。

　　从实体经济看：广东工业的困难程度会大过全国。去年1-9月亏损面17.7%，比全国高3.1个百分点，应收账款占主营收入的比重18.1%，比全国高5个百分点；1-10月占工业增加值近一半（46.8%）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值增长仅5.3%，同比低1.5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仅低0.3个百分点的幅度。

　　2015年广东投资增速会回落。从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开工项目看，2014年1-10月仅增长5.4%，明显低于全国的7.0%。从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三成（全国仅占两成）的房地产看，在2014年完成投资增速较快（1-10月19%，全国仅12.4%）的对比基数和房地产将被迫开始深度调整的双重压力下，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明显低于2014年。

　　从2015年消费需求看，居民消费将因经济下行压力、房地产业调整和无新的消费热点，增长速度将难以比肩2014年；政府消费会因经济增长下行与税源潜力已尽而难有增长。截至2014年11月底，广东省地税不包括计划单列的深圳的20个地级及以上市中，有16个的地税市县库仍未达到时序进度目标，其中6个市甚至还未达10月底的进度目标。财政偏紧将抑制第三产业中以财政支出计算产出的公共管理、文教卫体、社保等的增长。

　　从外部需求看，因广东的出口依存度约是全国的两倍半和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相当于工业产出的近四成，国外需求提振乏力对2015年广东经济的影响将远远大于全国。

　　科学把握“新常态”

　　一、广东应抓住机遇，将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与大力培育人力资本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推进作为今后的大方略。

　　对广东来说，发展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培育人力资本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三者间有着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紧密关系。广东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 D P的四成，有2240万的从业人员，占了全社会的36.6%，生产全国28.8%的出口产品；加之制造业是资金、技术、人才和创新活动相对最强的领域，所以对区位特殊、出口依存度奇高的广东来说，发展现代制造业无论对眼下还是对未来都极为重要。

　　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虽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无论是对更充分发挥高外向度的潜能和更好地克服地理因素造成的国内市场区位弱势来说，还是比照当今世界生产、生活服务业深化发展已达到的水平来说，广东的现代服务业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必须大力发展。

　　广东有全国最大的劳动年龄人口群体，特别是其中四分之一是户籍地不在广东的外省务工人员，但无论是广东籍还是非广东籍劳动年龄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都还不高，初中及以下学历占的比重分别是72.1%和72.6%。由于广东制造业的总体水平不高，吸纳的外省务工人员的文化与技能素养及对应的劳动报酬也相对不高，他们中的大多数就难以像户籍人口那样在当地置家和长期发展，由此形成的极显著的城市“二元”格局已成为进一步深化广东新型城镇化的最主要障碍。

　　因此，统筹产业升级、人的全面发展和深化新型城镇化，既是“新常态”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广东寻求发展新突破的历史性机遇。广东破解此难题的逻辑应当是：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协同共赢机制下，在大力推进包括大量外省务工人员在内的全省人力资本的普遍持续提升与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的相互促进中全面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深化。

　　二、多措并举，千方百计稳出口。

　　广东的出口依存度2014年是63.4%，是同期全国24.1%的两倍半，工业制成品出口值约相当于工业主营收入的37%，据此推算，应有近千万制造业从业人员为生产制造出口产品工作。2014年广东出口6363.64亿美元，已超过法国、韩国、俄罗斯并接近日本的6979亿美元；不包括中国在内，广东出口额可排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五位。所以，稳定广东出口的增长不仅对稳定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异常重要，也对稳定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非常重要。

　　为此，广东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巩固出口市场份额的要求，一是积极争取国家稳定并相机优化出口扶持政策和合理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给出口生产企业稳定的外贸条件预期；二是继续支持出口生产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给它们提供保持生产能力的腾挪空间；三是推动外资和港澳台出口生产企业本地化；四是2013年广东一般贸易出口已超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近3年来一般贸易出口增量已占到不包括保税仓（因是年有较大的不可比因素）全省出口增量的57%，成为推动出口增长的主力。广东若要继续扩大一般贸易出口，需由政府指导、协调，由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牵头与市场地国家的华侨侨属共同合作在当地建立起广东企业自主的市场组织和渠道。

　　三、合理调控，使广东房地产业由高速发展向常态发展转换的代价和冲击尽可能地小。

　　由于房地产投资占全部资产投资的比重远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以上，广东房地产业调整的痛苦和可能的风险都要更大。有鉴于此，广东应充分利用大调整来临前稍纵即逝的短暂时机早做应对：

　　一是在向房地产业提供全面的相关信息和客观的分析判断的同时，指导和推动有能力、有意愿的企业向其它领域拓展或转型；

　　二是政府应在改进服务、降低地方规费的同时敦促房企合理降价让利，较快回笼资金，以规避可能的更大风险；

　　三是政府可采购一部分适合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房；

　　四是可考虑在与珠三角毗邻市的合适地方，建设若干座容量足够大的新型卫星城市，将珠三角核心6市的部分优质卫生、教育、文化、科技、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资源引入，与统筹发展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大力培育人力资本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方略有机结合，向着企业与人力资本素质、生产生活服务素质可比肩珠三角核心区，但城市更新、更加现代化的新区方向发展。这既可解决珠三角核心区城市人口过密、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的问题，又可在建设广东未来发展新依托的同时创造出一定的房地产新需求；

　　五是加快广东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

　　六是在2015年内组织开展由住建和统计部门为主，纪检监察、公安、在粤部队、中央在粤各系统共同参加的全省房屋楼宇普查，以便摸清底数，搞清情况，把握方向，科学决策。

　　四、把握新预算法实施带来的契机，深化改革，管好钱，用好财。

　　到目前已实行多年的以收定支的财政体制，使得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规模互为因果，增长越来越快；在这种财政收支体制下，税务部门无奈的“任务治税”征管方式，又使得收缴的税费增长越来越快，离整体性的竭泽而渔“红线”越来越近。

　　一是脱离税源实际给地税部门下达本级税收收入任务的地方政府已不在少数，“离谱”程度也越来越高。2014年广东全省有34个县区政府下达给当地地税部门的年度税收增长计划超过20%，其中5个超30%；为完成这些脱离实际的高增长目标并获得更丰厚的省激励奖励，一些地方甚至采取行政干预、越权执法甚至财政空转等违规违法手段；

　　二是在长期高增长基础上，2014年各地普遍偏高的本级税收增长任务已使地方税源潜力被挖到极致。在这样的情势下，2015年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税收增收难度普遍较大。对此，广东应做也可做的：一是坚决全面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新预算法规定的程序制定、审议、审批和调整收支预算，确保目标切实适合当地经济发展趋势和税源发展实际；上级相关权力部门要依法履行好审核把关责任，共同努力管好财，用好钱。二是各级政府在编制2015年预算时都必须按新预算法的要求建立有足够容量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以使预算收支有适度的弹性，防止水多了（支出超预算）就压税务部门去多找面（税收），人为增大税务部门执法风险。三是改革调整省对市县的财政激励政策，杜绝地方政府采取行政干预、越权执法、财政空转等违法违规手段获取、骗取省的财政激励和对个人的奖励。四是由财政和国地两税牵头，纪检监察、检察、审计部门共同参与清理地方以往的空转和过头税数额并经一定程序进行处理后将这些因素数据从基数中剔除；省政府应责成省财政厅剔除目前尚在地税收入基数中的营改增因素，使地税税收增长能真实反映实际。五是通过评估审核，清理各级财政已纳入常规预算的部门专项支出。该停的停，该取消的取消，为各级政府抵御经济下行集聚更多的调控财力。

　　五、广东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宜定在7%，力争7%以上。

　　如果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政策力度推演，在房地产业调整来临、财政收支增速减慢和外部需求不振三个主要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广东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7%以下的可能性甚大。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会逐步降到7%以下；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都将受到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住房价格和销售额下行的影响，增加值增速将会明显低于2014年；批零、住餐业增加值增长将因财政普遍偏紧和支出管理更加严格以及经济下行拉低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期的共同影响，增长幅度会慢于2014年；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会因财政收入偏紧和支出压缩幅度加大的影响而降到5%左右；这几个方面的下行因素叠加，将会把三产增速推落到7%以下。但考虑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增长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的要求，国家将会适度扩大201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适时适度降息、降准，以及广东各级政府都会动用各种资源潜力和政策措施力挺经济增长，2015年广东经济会呈现“前低后高”态势，全年经济增长率有望实现7%以上。

　　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左右，力争7%以上，既表明广东对国内外各种下行压力叠加严峻挑战的清醒认识，也充分表达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人民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力争更好发展成果的坚定决心。

　　作者系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文/欧卫东 编辑/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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