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夕照红

　　追记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研究司原司长黄黔

　　黄黔，曾长期从事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退休前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研究司司长，从事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2003年2月退休后，他捐出全部收入，一心投入到扶贫开发之中，创造并推广了“晴隆模式”。2015年3月，虽然黄黔因病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永存在我们心中，其倾力扶贫的事迹一直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中传播。

　　偶然中的必然

　　2002年，黄黔在一次会议上结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任先生长期从事草地农业研究，是中国草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贵州花二十多年时间做岩溶地区发展草地畜牧业试验，创造了“灼甫样板”，遗憾的是企业化管理没能搞起来。黄黔对此非常关注，退休后便全身心投入到草地畜牧业、扶贫开发、生态治理等研究推广工作，借鉴“灼甫样板”，与晴隆的同志一道，创新体制机制，用政府引导、公司运作、技术支持、协会组织的方式，创造了“晴隆模式”，取得了成功。

　　晴隆县地处黔西南，属高原峡谷区，全县地形起伏大，山高坡陡谷深，岩溶发育强烈，土地贫瘠，是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1600元，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苦不堪言。而现在的晴隆早已是另一番新景象，山坡上的岩石间满眼绿油油的牧草，羊群在山坡上悠然自得地吃草觅食，放羊的人哼着歌谣牧着羊。县里养羊农民范信元说：“过去种玉米，累死累活，一年下来还不够吃。住的茅草屋，下雨怕塌，刮风怕被风‘抬走’。养羊后，活没那么累了，收入大大增加了，吃穿不愁了，还住上了又大又新的房子，很快活。”

　　“晴隆模式”是在生态治理下达到扶贫开发、转变农民思想观念、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劳动强度“五位一体”效果的模式，普遍受到农民欢迎。2013年全县有人工草地45万亩、改良草场20万亩，养羊45万只，农民人均年收入4600元，增收部分70%来自养羊。目前，贵州全省已有46个县推广“晴隆模式”，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也纷纷赴晴隆调研学习。国务院扶贫办两次在晴隆召开全国性现场会，推广经验。

　　晴隆县人大副主任兼草地中心主任张大权感慨地说：“‘晴隆模式’的产生、总结、推广、发展、完善是在黄黔的推动帮助下完成的。我们走的每一步，他都倾注了汗水和心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黄黔与任继周先生结识是偶然的，但他退休后全身心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则是必然的，因为他有追求科学的智慧，有忧国忧民的情怀，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即使他不搞扶贫事业，也会投入别的工作，这是党性使然。当他了解到国家地震局退休干部耿庆国等老同志研究地震预报理论经费困难时，马上出资5万元帮助购买相关仪器和设备，还与耿庆国一起到四川震区现场收集相关资料，所需费用都由他自己承担。当他拿到一笔10万元的资金时，转手就给了耿庆国，支持他们搞研究。他还向有关部门和机构呼吁为耿庆国等人的研究提供设备、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地震预测预报关系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认为，对这项研究的支持，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支持。

　　执着而专注

　　黄黔逝世后，在他的生平介绍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无论是搞科研，还是做行政管理、政策研究，都取得了突出成绩。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有较强的改革精神和开拓能力。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认真履行职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退休后，黄黔对扶贫事业的执着就是很好的佐证。

　　据张大权介绍，从2002年开始，仅他知道的黄黔到贵州就有28次，其中到晴隆21次。每次少则5天，多则半月余，足迹遍布贵州7个州（市）的20余个县，广西、云南、四川、甘肃的许多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从贵阳到晴隆要一天的时间。他不怕脏、不怕累，每次到晴隆，都要进村入户，和农民攀谈，了解生活的真实情况，与干部交流，探讨发展生产的路子。再偏远、再贫困的地方他都坚持去。沙子镇坝箐村，2004年前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穷到有人滚落山崖摔死都没钱掩埋，全村300多人，竟然有46个寡公（即光棍汉）。当年那里不通车，路又陡又窄，最窄处只有20公分宽，很危险。黄黔步行2个多小时才走到村子，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为该村出脱贫的点子，找致富的路子。现在，这个村子发展得很好。

　　黄黔对认准了的事很执着，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晴隆种草养畜也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不断演进的过程。最初种草，是为了生态治理，避免水土流失，由于与农民利益脱节，造成这边种草那边开荒并存的现象。为改变这种状况，黄黔建议，将治理工程与农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种草养畜，草由农民种，畜由农民养，让农民从中受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从把草种下去、维护起来到考虑怎么根据季节变化、土地条件、养畜品种等搭配牧草品种，提高单位面积载畜量，再到不仅追求单位草场效益，还追求单个羊只收益、单个农户效益，在这个过程中，黄黔积极为晴隆出主意、想办法，帮助请来国内外专家从技术上给予支撑，与国外联系引进优良品种、开展技术合作，与银行沟通协调解决资金问题，亲自与县里相关负责人一起研究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路径。

　　黄黔心里总是装着晴隆的事。张大权说，他们俩至少每月通一次电话。经常是黄黔头天晚上想好的事，第二天一早就会与张大权通电话商谈。“晴隆从2006起申请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开发项目。没立项前，黄司长一次次跑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部门。2013年11月，正是他病重期间，还跑到农业部谈晴隆的项目。只要项目需要，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就飞过来，需要找哪个部委他都肯去。”任继周先生说，黄黔曾把有实力的大学管开发的负责人找来谈引资，一些大学的相关负责人都怕见到他，因为让他粘上想甩都甩不脱。为了扶贫事业，他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为使省委省政府领导支持发展草地畜牧业，省里每次换届，黄黔都给新任领导写信，报告发展草地畜牧业的情况，提出将草地畜牧业扶贫与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结合起来的建议。晴隆的相关负责人说，由于他的坚持，省里领导支持的力度一任比一任大。他还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的平台，先后向国务院报送决策参考14篇，使晴隆草地畜牧业扶贫产业受到高度重视。

　　黄黔不仅注重实践探索，还善于进行科学概括和总结。《岩溶山区的绿色希望》是由任继周先生和黄黔编著的，全书52万字，其中大多数篇章是由黄黔撰写或执笔的。《草地科学》2009年第10期发表他撰写的文章《扶贫开发与生态修复相结合》，通过对岩溶山区、黄土高原和中部山区扶贫开发的案例分析，提出科学试验、扶贫试点和连片开发三阶段的扶贫开发模式。

　　水活因源远

　　有人说，退休后的10年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可以好好享受人生。而黄黔，从退休到逝世也就11年，他没有兴致勃勃地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没有含饴弄孙地享受天伦之乐，没有养生健体安排老年生活，却满腔热忱地搞扶贫开发，竭尽所能支持地震预测研究，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山区学生，孜孜不倦地向国务院递交决策参考，带病深入高原地区进行考察调研，临终还念念不忘各项事业……人们不禁要问，是怎样的信念支持着他，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答案就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比热爱。

　　其实，黄黔在职期间就有着骄人的业绩。在上海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工作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复合材料层合结构应力分析的三维复合杂交元”等三个关于复合材料的科研项目，指导研究生用人工智能方法编制了地铁隧道施工专家系统，还主持完成了“上海市地铁测量参数数据库及施工咨询软件”等项目。1992年，他指导研究生设计的焊接波纹管在苏州钢厂高炉喷煤装置上使用，是我国第一个国产的管道用焊接波纹管。1993年，他主持完成“核电站阀门用特种波纹管的设计”，使该产品由进口变为出口。在国研室工作的近4年时间里，他参与起草科技、教育、资源、环境、民政等方面的文稿70余篇，撰写调研报告20余篇，还负责组织了关于老龄工作、基础教育、大学毕业生就业等多部门调研。无论在哪个单位、在什么岗位，他都是心无旁骛、尽其所能，让组织放心，让人民满意。

　　论入党时间，他不算早，但他对党的认识十分深刻。他是1989年3月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的，并在4月那个比较特殊的时间点入党。曾有亲属建议他加入民盟，觉得那更有利于他的发展，但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给党支部的汇报材料中这样写到：“通过和西方思想、理论的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分析社会科学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中是更高一个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理想和共同方向。”他还认识到，“党领导国家的建设和改革，也面临着自身的发展和改革”。他讲政治、讲原则。他的导师对被打成右派这件事有怨气，他积极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建议下，选择正确的路径解决了问题，导师和家人都很满意。

　　黄黔的儿子黄丰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电脑，发现一组组照片都是前后对比的，脱贫前苇席做四壁茅草做屋顶的破房子，致富后四壁镶着瓷砖又高又大的新房子，脱贫前进山打柴满脸愁苦的孩子，致富后安享晚年满脸喜色的老人……黄丰被这些照片震撼了，他明白了父亲在身患肝癌进行介入治疗之时，为什么不顾劝阻执意到高原考察，以致感染寄生虫引发癫痫发作而加快了肝病的恶化。他认真阅读了父亲撰写的一篇篇决策参考和调研考察报告，理解了父亲何以那么“本能”和“自动”地工作，以致在昏迷苏醒后从病床上坐起来嘴里就嚷嚷着“改稿子，改稿子”。作为儿子，他被父亲深深地教育和感动，禁不住泪如雨下。

　　如今，黄黔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我们缅怀他的一生，感念他的作为。他用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学识才华和满腔激情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用奉献精神和崇高境界感召他人。他的先进事迹，激励着人们前行！

　　采访札记

　　来自家庭的支持

　　与黄黔共过事的人，如贵州省扶贫办副主任胡红霞，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邹力行，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伟，等等，他们十分敬佩黄黔的精神和品格，感念于他的付出和努力，都非常热情地支持采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黔的家人，在组织做了几次工作之后才同意接受采访。因为他们认为黄黔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加以宣传。

　　黄黔的夫人周少华也是中央国家机关退休的司局级干部，与笔者谈起来，对丈夫的欣赏与深情溢于言表，“当年，他可是北京的高考状元呦！”在她眼里，黄黔聪慧有天分，专业知识丰富，动手能力很强。她举了很多具体的事例，并说自己开车、用电脑、玩微信等都是和黄黔学的。

　　周少华说，黄黔平时生活简朴，看到群众有难处总是慷慨解囊。有一次，在黔东南调研，看到一所小学校舍破败，当即捐资15万元。他的工资不高，自己的钱不够，就动员全家捐20万元建希望小学。有几次，从报纸上看到小孩治病缺少资金的信息，夫妇两人一起带着孙子去捐钱，平时也经常带着孙子到福利院捐款捐物。他们想把这种好的品格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黄黔逝世后，周少华和儿子商量，把抚恤金14万元全部捐给了晴隆，用于偏远贫困学校修缮学生食堂。

　　我们不禁感叹，有优秀的领导干部，就有优秀的家庭。领导干部与家庭是互相塑造的。

　　□鹿伟生 吕鳯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