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湾的冬日,像个无家可归的光棍寡个零清地游走在山野。山野里的一个阳光掀起白色的门帘,门帘上沾满祭祀的血渍和风吹的垢痂。阳光猫着腰进了山神庙,寂寞了一春一夏一秋的烛台簌然间落下了殷红的泪,打着蹦儿掉在了案几上。跪在地上的脚印依然虔诚地跪着。
不远处,蹲着超过百年的婆婆娑娑的老核桃树看得有点不顺眼,左右捋着胡须,显得有些超乎寻常的生气:“呸!我的胡子都比山神庙的毛毛长!”果园里的树,一棵棵被打劫似地收割了果实的树,三两个光秃的枝桠上用塑料绳掉着几片硬邦邦的红色的砖,压得弯下腰来,让人觉得生活的分量总是多么的沉重。
腊月,像蜂群一样赶集的摩托车浩浩荡荡“突突突”地穿过村子,车轮碾过带起的烟尘像隆冬的早晨升腾的一浪浪白雾,溅了路人一身的土,又蔓延开来,附着在村子的屋顶。一整个冬日连一颗米粒大的雪都没落下,雪该是天宫中圣洁的琼浆玉液吧,哪位管雪的天神定是忘了人间望穿秋水的奢望。雪虽然不是活着的雨,但比活着的雨丰盈,雪绝对是冬日的村庄最庄严的盛典。有了雪,一切生命皆活得可爱。
村子里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小麦该是枕着冬雪睡觉的好时光,泛黄的麦苗望着天空不着一丝阴云的遭际,唉声叹气都赶不上北风催命似的驱赶。麦苗的眼睛蹦圆蹦圆地瞪大,然后紧张,然后失望,然后再半死不活地眨上眼,没有一丝丝带来好运的希冀。几阵散乱的没有筋骨的鼓点,飘过山野像魂不附体的野鬼一样晃荡着,敲得连死人都无心专注地去听。
大年初一,依旧早起敬神,烧香磕头,归家的人们在清晨九时听到了一个极不慈祥的消息,这个消息同样被母亲几乎同时听到——邻村的老太喜叶子就在几分钟前去世——是在大年的热闹与祈福中去世的吧。母亲不假遮掩的眼泪从腮颊上滑下一颗,一边揩,又引得落下一大片,哽咽着说:“那是个好老婆子……”喜叶子在农业合作社时和母亲一起干过农活,几十年掌管与操劳着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母亲说:“这年都没过完,人咋就走了?看……这命……”喜叶子近几年成了家中的勤务员,给正在上小学的七个孙子、侄孙子和外孙子专职做饭,这下可害苦了她的孙子们呀。母亲继续念叨说:“我娘去世时快九十了,我很伤心,她的女儿定很伤心。”母亲停下了手中的碗筷,硬是吃不下。我和侄子们则比赛似地飞快地吃着新年里的饭。
年猪在腊月间热热闹闹地杀了,在全村筹备年货像娶亲一样敲锣打鼓迎接年的时候该杀了。我在家里的餐桌上也吃着了年猪,母亲和嫂子长年喂养过的,吃在了心里,香着,幸福着,也许这便是年的味道吧,难怪中国人不惜千里只为回家过个年!年猪宰了没几日,二哥便跑到村镇的农贸集市上拉回来一只不足满月的小猪娃子,是为着饲养下一个年猪吧,也着实不便宜——五百块,在新的家才呆了三日,便患上了痢疾英年早逝了,请兽医打针吃药又花去了六十七块,母亲埋怨起二哥好几次:“咋看着呢!连个好猪娃都不会拉!”
我的二哥神色黯然地坐在炕边只顾抽烟,没有说自己的话。今年的果园原本就不交好运,让从天而降的冰雹以流氓般的姿态野蛮地砸了两个小时,那雨后掉在地上的叶子、树枝、果子、果袋像被流弹集中袭击过一样惨不忍睹,人的脚都不忍心伸进破碎不堪的园子里。本来二哥先前盘算可以买个小轿车的,可如今连给摩托车上加个油都很费劲。二哥依旧从黑色的棉衣兜里神色茫然地摸出一枝卷烟,缓慢地,靠在红漆的椅子上不声不响地抽着。二哥刚年满四十,头顶秃得太厉害了,看着看着,越发觉得像秋夜升起挂在树尖上的半个月亮。
弥漫着年味的屋子里,一堆旺盛的炉火烧得水壶呲呲地响着,宽大的炉沿上盘坐着一只小黑猫半眯着眼睛。父亲坐在沙发边上烤着炉火打着盹儿。烟圈一缕一缕地盘绕着。我的二哥依旧没有说多余的话,连同打着弯儿的烟,思索着下一个年的心事。
禾苗
(张晓华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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