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反腐畏首畏尾流于形式 不敢打“老虎”只敢抓“鱼虾”

　　“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这是民国时期一首颇为流行的讽刺国民政府腐败的打油诗。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积攒多年的腐败之重和民众的怨声载道。民国存在的时间很短暂，然而，正是以其短暂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政权反贪污腐败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线失控的艰危局面，最终导致全国性统治政权覆灭的结局。

　　总统带头贪腐

　　民国时期，出于政治目的的各种行贿收买和相应的贪污行为比比皆是，自袁世凯开始，经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到蒋介石，无不是带头为之。

　　袁世凯为了稳定自己的总统地位，不仅要收买反对派人物，还要收买一部分实力派人物。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需要收买新闻界，文化界人员的“采访”“通讯”“宣传”等行动费用也是他收买的主要形式，被他用以维持表面的光鲜亮丽。

　　在带头贪腐的同时，袁世凯为了反贪腐也做了一系列的举措，应当说，在一段时期之内，这也起到了一些防止权力过分滥用的作用。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本就如同隔靴搔痒，何况从总统的角度来说，也是实行不下去的。

　　1914年，袁世凯建立了平政院肃政厅，专司违法和失职官吏的举发。可惜的是，肃政厅仅存在于袁世凯时期，且一心想要独揽大权的袁世凯对平政院和肃政厅的裁判拥有最后决定权，无论是大总统特交查办还是肃政史自行提劾的，最后均需总统认可才能实施。

　　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首领，仍假借“民国”之名，实行独裁专制，且“裁撤平政院所属之肃政厅”。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成立后即开始制定宪法，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依照“天坛宪草”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议会政治、三权分立。但由于试图通过国会和内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遭到袁世凯的反对，他决定直接干预宪法起草工作。

　　最终于1914年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变形成为：实行总统独全制，取消内阁制，设国务卿和参议院协助总统处理政务，并取消三权分立制。这样，就从根本大法上破坏了宪政精神和反对贪污腐败的精神。

　　大发“国难财”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后，国民党内部各方势力的争夺又趋激烈。

　　蒋介石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削弱其他各派势力，以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为幌子，提出了“统一军政”“实施训政”的口号。先颁布了1928年刑法典，但由于成立颇为仓促，条文过于繁复，实行效果不佳。

　　随后颁布了1935年刑法典，该法典较之1928年刑法典对于反贪腐方面的规定更为具体。但是在抗战时期，尤其是中后期，由于战局趋于平稳，在大后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得以随之日趋加强，国民政府各级官吏遂得以利用其手中职权，弄权贪污。

　　这些大发国难财的大小官吏，重点集中在物资、黄金和外汇三个方面。1941年6月，美国政府曾冻结中国私人及公司、银行在美国的存款，其中私人存款约为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1948年3月，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援华报告中，美国人估计中国私人所有的外汇黄金、外币约为5亿美元，这样数量巨大的私人存款，而且是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其来源很明显，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贪污受贿、操控图利所得。

　　尤其是上层官僚豪门集团发国难财的方法主要有：购买军火，从中贪污；操纵公债投机；在香港搞黑市外汇交易；印制钞券；利用抗战后方物资奇缺之机，囤积居奇和走私贩运等等。

　　1942年，国民政府争取到了美国的5亿美元贷款，而孔祥熙借负责这些事务之机，带头大肆贪污，上行下效，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美金公债案’。

　　孔祥熙一伙在这一起案件中共贪污20多亿元，且证据确凿。蒋介石包庇失败，不得不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进行查办，最终也仅使孔祥熙于1945年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

　　失去民心的政权

　　1948年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大权，施行币值改革、限制经济、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不过真正担纲的是其副手蒋经国。蒋经国一到上海就立即投入工作，实行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近一个月后，物价明显稳定下来，上海的舆论对此评价很高，而蒋经国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住物价，国民党要扭转颓势，必须要扫除腐败势力。

　　但上海是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多位大“老虎”卧伏其中，蒋经国在这时遇上了孔祥熙之子孔令侃。蒋经国在指控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存在经济犯罪后，经宋美龄的劝解，由孔令侃作出和解姿态，交给政府约600万美元，之后孔令侃就离开了上海。

　　最终，扬子公司查而未抄，蒋介石恐引起孔家和夫人宋美龄对蒋经国的不满，只得密令蒋经国不要再查下去。表面上蒋经国将孔家扫除出上海，但实际上，他的退让显示出“打虎”之行无功而返。

　　此外，当时的政府要施行币值改革，要求民众兑换金圆券，虽然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但由于蒋经国上海打虎，因此还存有一些希望，觉得政府这次是要动真格的。老百姓就排队去兑换金圆券，结果不到2个月“打虎”就失败了，更关键的是由于全国经济管制导致的连锁反应。

　　随着“打虎”失败，几个月后，金圆券就成为废纸，反倒成了政府攫取老百姓财富的手段。经过币值改革，把老百姓的金银、外币都换了金圆券，瞬时间兑换了金圆券的老百姓变得一无所有。这样一来，蒋介石连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失去了。

　　民国各时期的政府并不是不反贪，但是，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他们建立的反贪机制最终往往都流于形式，甚至被统治者自己破坏，有关职能部门不敢打“老虎”，只敢抓“鱼虾”。(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延伸阅读

　　“第一夫人”收下夜明珠

　　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流窜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那里是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光绪几个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的墓葬之地。孙殿英在听说随慈禧下葬的金银财宝十分丰富，便动了掘墓盗宝的脑筋，虽然挖到了大量宝藏，却也被马兰峪的满族人发现。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报纸都纷纷登载孙殿英在东陵盗墓的新闻。

　　这一来，孙殿英不免着急起来，召集手下的谋士们商议对策。有人建议他，派人携带宝物分别去太原和南京，疏通“阎老西”、宋霭龄和宋美龄，只要“第一夫人”谅解，也就能平安无事。孙殿英听从谋士们的建议，备了三份礼物，分送阎锡山与宋氏姊妹。

　　孙殿英去南京先见到宋霭龄，果然宝能通人，宋霭龄见送上的稀世珍宝非常高兴，一口应允代为向宋美龄说情，要他们等着“第一夫人”的接见。终于在第四天，宋美龄在励志社接见孙殿英来使。来使献上夜明珠与翡翠西瓜等，详细介绍宝物的妙处。宋美龄看了熠熠发光的夜明珠与巧夺天工的翡翠西瓜，不免心中暗喜，但嘴里只是说：“知道了”。宝物自然由随从收下，来使乘机说了孙殿英求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