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头帮主王亚樵“铁血锄奸” 两广军阀借他之手欲“倒蒋”

　　清末民初，刺杀行动成为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对日备战期间，不少爱国青年铤而走险，欲除灭当时的高层政要以冲击“懦弱”的对日政策。其中，斧头帮领袖王亚樵，几乎卷入了1930年代所有针对南京政界巨公的暗杀行动，背后支持他的则是当时试图颠覆蒋介石统治的各大军阀。

　　“亲日”政要频遭刺杀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史称“局部抗战期”。此一时期，当局对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

　　但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自蒋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卫、张群等辈，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杀。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如下三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5年12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1936年10月）。

　　毫无疑问，具体执行上述暗杀的刺客，均满怀爱国之心，不惜身死。如孙凤鸣向汪精卫开枪后（第一刺杀目标其实是蒋介石，但蒋未出现），即“服下大量鸦片丸，已濒临死亡”，抢救回来后受审，被问及幕后主使，仍“不置一词，只说他不懂党派，作为一个中国人，杀卖国贼是良心主使。”

　　显然，作为最基层的暗杀执行者，上述诸人，并不了解他们所刺杀的“卖国贼”，在“亲日”的表象之下，同时也是诸多积极对日备战政策的推动者与执行者。汪（兼外交部长）、唐（外交部次长）二人，虽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动“中日亲善”，但此种政策，乃是权宜之计，旨在缓和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此，日军谍报人员洞若观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称：“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事实上，确如日方判断，汪此一时期的内部讲话，聚焦于“我们要趁此时机竭力准备，使我在国际上有狼的作用，则两虎（日俄）相争时，吾等之作用大矣”；蒋则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反对南京的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更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

　　王亚樵背后的粤桂大佬

　　底层爱国青年，难以洞悉高层外交布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杀，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谓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几乎介入了1930年代所有针对南京高层政要的暗杀行动——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在上海被韩国义士尹奉吉炸死，坊间流传乃王亚樵奉陈铭枢之意，与韩国抗日领袖金九等人共同策划，实际上，此事与王并无关系。其二，王亚樵背后，更有李济深等失意旧军阀为政治背景。如孙凤鸣刺汪精卫，行动的具体组织者，乃华克之、陈惘子等人所创办之“晨光通讯社”。华克之、陈惘子等人，与王亚樵关系极深；王亚樵则与桂、粤两系军阀关系密切。据王亚樵暗杀集团骨干朱大刚回忆，刺杀蒋、汪之事，是王亚樵在香港地区召集“锄奸团骨干密议”后决定的，由华克之等人执行；而据华克之披露，此次行动，曾通过王亚樵，得到蛰居香港地区的失意旧军阀李济深的资助。

　　按陈恭澍的说法，王亚樵是上海的“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卖杀人，被戴笠牵了盘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揽些生意”。其实，王亚樵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远非“兜揽些生意”如此简单。1933年末，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另组政权时，王亚樵即参与其事，专门负责肃反工作。“福建事变”失败后，王又随李济深等一同赴港。

　　据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间，王的生活费用，“由西南政务会（笔者注：西南军阀奉胡汉民为首以对抗南京的政治组织）月支三千元。王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向英国驻港总督勃郎介绍他反蒋是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并非刑事犯，请予照顾。是以他在港比较安全。”

　　挑战军统难逃一死

　　王亚樵的暗杀组织，据其骨干朱大刚披露，“上层人员有老同盟会会员柏烈武、王乐平、思克巴图、常藩侯，以及国民党中委刘芦隐（胡汉民亲信，杨永泰遇刺，与其有密切关系）等。下层共有几百人。其组织最秘密的有三部，一是华克之部，二是龚春浦部，三是谢文达部。我当时分在谢部。三部互不联系，单线由王亚樵指挥。……外围组织叫‘铁血锄奸团’。”需要补充的是，据事后对孙凤鸣等基层暗杀人员的审讯显示，这些“铁血锄奸团”成员，实际上并不清楚组织的上层政治背景。

　　其实，王亚樵暗杀集团刺杀的对象，并不止于国府政要。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也是其主要“业务”。譬如，“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樵曾“派王铁民、许志远、蔡克强和我（即朱大刚）一道回沪锄杀日军。到沪我同许志远、张××为一个小组，两次杀死三个日军。”此类事件中，造成影响最大者，当数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中山秀雄被杀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强势施压，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乱。

　　正因为王亚樵暗杀集团，有着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跃，南京政府不得不命军统局倾注全力以解决之。1936年，王亚樵及其暗杀集团骨干，应李济深之邀，自香港转移至李的老家广西梧州隐匿，军统获悉后，派人秘密潜入梧州，将其击毙。惟王亚樵虽死，充当底层刺客之爱国青年，其拳拳之心，已付诸军阀私利，良可慨叹。（来源：腾讯历史）

　　延伸阅读

　　杨永泰被刺杀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成都公开演讲：“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

　　杨永泰虽然对中日交战前景心存悲观，但自蒋介石确定以四川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之后，即被蒋委以统一川政之要务。而杨也不负厚望，自军阀口中将川省财政“和平”收归中央。

　　可惜，杨永泰作为蒋的智囊，被一些爱国青年当成“不抵抗”政策的助推者，不久就被刺客杀害。（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