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朱熹经学的特征

　　摘要：朱熹的经学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围绕着对“六经”本义的探索和以义理来理解儒家经典。朱熹经学思想主要由其“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各个部分组成，概括来讲，他的经学思想具有三大基本特征：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以义理释经；重训诂辩伪。

　　关键词：经学 义理 求本义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5-0106-01

　　朱熹是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结合时代特征，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朱熹对汉学进行了扬弃和对宋学的流弊进行批评，朱熹的经学也并不是把汉学和宋学杂糅相兼，混合而成，而是站在宋学的立场上，从具有时代特色的义理出发，来吸取汉学训诂考释之长。

　　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集程朱“四书”学之大成，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为重要的贡献，也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朱熹经学的一般特征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

　　首先，他对传统经学的流弊进行了批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只讲传“注不重经义的汉学流弊进行了批评，他在《朱子语类》里曾经说过：“早来说底，学经书者多流为传注，学史学者多流为功利，不则流入释老。”[1]把传统经学流为传注之学、功利之学与释老之学并列，作为三弊并提出批评。他还批评汉学把注意力转向传注，“看注而忘经”，其“注脚成文”的现象，影响了人们对经义的探讨。朱熹还指出：“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功夫。”[2]认为注脚成文带来的弊端是使人们只看注不看经，忽略了经文本义，这是朱熹所反对的。二是对只讲义理而所讲义理脱离经文本义的另一种重传不重经的宋学流弊加以批评，朱熹指出，传注及疏是为解说经文而作，故不应重传注，所讲义理脱离经文本义。

　　其次，他提出经传相分的方法论原则。经传相分，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学来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经学相分的经学方法论原则贯穿于朱熹经学思想的各个方面，例如朱熹把“四书”只首的《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分为经传两部分来阐释《大学》，认为《大学》的首章是阐释《大学》之道的，作为经，而剩下的十章是对《大学》之道——三纲领八条目做解释的，作为传；朱熹把《周易》分为上下经和十翼的经传两部分，在他的《周易本义》里，他把十翼从基本的经文中分离出来，列于上下经之后，体现了经传分离的原则。

　　最后，无论朱熹对传统经学的流弊进行批评还是提出了经传相分的方法论原则，最核心的是想表达惟求经文本义的思想。追求经文本义是朱熹一生治经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朱熹强调义理的阐发必须建立在探求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舍本义而发明义理是朱熹所不赞同的。朱熹超越先儒旧说，惟求经文本义的思想不是盲从于权威的，而是只要与经文本义有所不符的，朱熹就会提出异议从而把对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

　　二、以“四书”学为基础，以义理解经

　　朱熹认为，“四书”的本义讲的是义理，而“六经”与义理就只有间接的关系，所以要从“四书”中求义理，把治“六经”放在后面。朱熹之所以把“四书”放在先于、重于“六经”的位置，不仅在于“六经”的难度大于“四书”，治经学应遵循人类认识发展先易后难的循序渐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六经”的本义不在于直接阐发义理，如“《春秋》是只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3]虽然义理与“六经”有间接的关系，可以用义理去解释她，但是她本身并不是直接讲义理的，朱熹认为“四书”比起“六经”，更能直接的阐释阐明义理，其重要性超过义理，故“四书”重于“六经”。

　　朱熹提出了用“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作为整个经学的主体和基础，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以“四书”阐发义理，其中包含了心性论、认识论、天理论等丰富的哲理，将以往的“四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集“四书”学之大成，革新并改变中国经学的发展方向。朱熹指出：“‘四书’，‘六经’之阶梯”[4]治经以“四书”为基础和主体，先“四书”后“六经”。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者“六经”训诂之学向“四书”义理之学的转变过程的最终完成。

　　朱熹以“四书”为基础，以义理理解经，求经文本义于以义理解的相结合。朱熹虽以“四书”为“六经”的基础，但在“四书”的基础上，仍对“六经”作了大量的论述研究。朱熹既探求经文之本义，又重在以义理解经；既不仅仅停留在探求本义的阶段，又不以推说义理取代经文之本义，而是把求经文本义与以理解经结合起来。这也就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所阐发之义理建立在经文的基础上，这就体现朱熹经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三、重训诂辩伪

　　首先，朱熹提出看学者应该以义理为指导来从事训诂辨伪的治经之路。重义理还是重训诂，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一般特征。朱熹以义理为指导，重视训诂辨伪，其目的在于通经以求义理的思想。这既是对重视义理而义理缺乏一局的宋学流弊的修正，也是开明清考据辩伪学之先声。朱熹以义理为指导，从事训诂辨伪的治经之路。

　　其次，朱熹认为在治经的过程中应以传注来解经。如朱熹曾在《朱子语录》里说过：“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6]朱熹主张应把训诂与经文结合起来，以传注解经，把经与注视为一个整体，在以经为本的前提下，经注结合，以经统注，以注释经。

　　最后，朱熹中训诂注疏，以传注解经，修正宋儒轻视注疏，凭己之意解经，而缺乏依据的流弊，其目的是为了通经。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在训解、通经、得理三者的关系中，朱熹认为训解是为了通经，通经是为了得理，最终以得理为目的的治经学知道思想。训解和通经都只是得理的手段，得理才是最终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90年：2765

　　[2]朱熹.朱子集[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3886

　　[3]黎靖德.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90年：2144

　　[4]黎靖德.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90年：2629

　　[5]朱熹.朱子集[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1682

　　[6]黎靖德.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90年：3091

　　李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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