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贿古与今

　　历史上不断升级

　　中国古代官场内部自有一套运行规则，充满了现实的利害计算。而“雅贿”则是这套官场规则的高级润滑剂。

　　民国时期古玩鉴定专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说，古代“一般谋差求缺之辈，必于古玩市场求出路”、“收罗古玩为昔人之消遣方法，为昔人之积钱方法、纳贿方法、救急方法、升官谋缺之方法、进身保禄之方法。”

　　雅贿，古已有之。然而“雅贿”一词则出现很晚，可能是近十年才被频繁使用。在古代用的更多的是“媚赂”一词。

　　据《史记》记载，周文王姬昌因对商纣“好酒淫乐”不满而被纣王囚禁。一个叫闳夭的人，为救出西伯侯，以美女、良马、财宝、珍玩之物，通过纣王的宠臣费仲去贿赂纣王。西伯侯不仅获释，还取得了纣王的信任。从闳夭的贿赂之物上看，多是享乐好玩之物。这不妨视为“雅贿”有稽可考的开端。

　　唐宋时期，书画方面的雅贿已经成为官场上屡见不鲜的潜规则。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录了“以献书画而拜官”之事：“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贲。……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

　　到了明代，“雅贿”之风臻于极致。明代社会繁荣，经济发达。诗文、书画、炼铜、瓷器、烧陶等艺术也蔚成大观。当时的书画既是艺术品，又可以充当俸银，具有流通的能力，因而便成为了官场交际间的利器。此外明时文人爱物如痴，“雅玩”风潮极其流行，所谓“囊空只为贪收画”，许多人迷恋收藏，为之倾家荡产，可见雅物在士大夫阶层中的需求非常的大。这便给了“雅贿”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明嘉靖时的权臣严嵩，其贪污的金银数目，实际上总量甚至远远赶不上一些口碑很好的明代官员，但在历史上却臭名昭著，“雅贿”是关键。严嵩虽然明面上的金银贪污数目很小，但却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后来严家被炒，共抄出墨刻法贴三百五十八轴，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三千二百零一轴。收藏之丰富，为时人所不及。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下级所赠。

　　清初，皇室持简、励精图治，但到了乾隆一朝，贪腐开始盛行并在此后进一步变本加厉。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素以“雅贿”著称。而和珅收集古玩字画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喜好，更重要的是为了迎合乾隆的兴趣——其藏品中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敬奉给了乾隆。

　　历史上最深谙雅贿之道的高手，非“红顶商人”胡雪岩莫属。相传光绪七年三月，胡雪岩来到北京，目的是疏通中央政府同意他向洋人借外债三百万两。当时满人宝鋆任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胡雪岩疏通朝廷的关键人物。胡先打听清楚宝鋆家客厅挂着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然后到琉璃厂找到一位与宝鋆相熟的人，让他联系宝鋆，表明自己愿意以三万两购买此画。宝鋆听闻后心照不宣，售出此画。成交之后，胡雪岩随即将重金买到的画送还宝鋆家中，而琉璃厂也获得了胡雪岩另给的一笔手续费，由此三家欢喜。胡雪岩便以三万两的白银得到了三百万两的外债借贷权。

　　到了清朝末年，京城“雅贿”之风更盛。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到，当时琉璃厂的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官员们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之间不提一字，但大量的黄金白银却已源源不断地流入官员们的腰包。为此官府甚至明令禁止官员出入古玩铺，以防其雅贿。

　　清朝官场最主要的行贿目的是巴结上司，谋求官位。如某官出缺卖价万元，若以现银奉纳，非但欠缺雅相，且留有贿赂痕迹。如果卖官者以不值一元的破铜烂铁送至于古玩铺，索价万元，而求缺者即以万元买下，行迹查无可察。

　　清朝地方督抚想了解京都政治动向和巴结朝臣大员，无不通过北京的大古玩商。古玩商与朝臣最容易接近。对各朝臣喜怒禁忌皆知之最详，故应酬最起作用。民国以前，所有外省督抚藩对京中一切应酬完全由古玩商代办。花多少钱，送什么东西，委托者概不过问，只等年终根据古董商开来的总账单付款即可。全国重要官吏无不以购买古玩，结交古玩商，为进身保禄之阶。

　　明朝雅贿的盛行，说明此时贪腐已经到达高峰。也就是说，当官场行贿受贿泛滥之时，掌握大权的人要收钱，已经太容易，任何东西得来容易就变得稀松平常。那么行贿和受贿都花样毕竟日新月异，推陈出新。而明清两代的帝王可是以严刑峻法反腐的时代。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集权和专制水准不断发展，而取悦权力的手段层出不穷，不断升级。“雅贿”无非是各种升级版而已。

　　助推当今艺术品市场泡沫

　　雅贿到今天也并未消亡，购藏、买卖古玩字画，仍然是当今不少官员聚敛财富、利益输送的重要手段。

　　一部2008年出版的《谁在收藏中国》畅销书，梳理了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共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勃兴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

　　据纪检部门透露，20世纪90年代初，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20世纪之初，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而收藏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玩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近年被坊间议论的，莫属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只要说起玉石，倪发科就会两眼发光。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正是这一所谓的“雅好”被嗅觉灵敏的老板们捕捉到，成了打开倪发科权力大门、获取权力庇护的敲门砖。根据中纪委为期数月的调查，倪发科收受的玉石占到了其受贿总额的近八成。

　　倪发科选择收取、欣赏玉石作为自己的享乐，是因为玉石是新型的高档商品、特殊商品，一块上万、几十万元的都有，绝对是高消费、奢侈品。像倪发科这样以贵重艺术品、文物藏品为受贿来源的腐败行为近年来并不少见。

　　近年来，随着艺术品投资热的升温，购买名家字画送礼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员“雅贿”产业链。一方面，这种送礼方式规避了金钱交易的风险，另一方面，艺术品有着较大的升值空间。尽管此前中纪委有新的规定，官员不得收取古玩字画，故又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并不直接出面收受古书画，而是由亲友出面，或者以开设文化传播公司的形式从事书画艺术品交易。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官员洗钱的潜规则。

　　与以金钱财物等俗物为媒介的贿赂相比，雅贿有很多特点。雅物的价值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而且有很大的升值空间。“雅贿”更安全，以“玩赏”为幌子，对贿赂行为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雅贿”投其所好，通过“雅玩”形成趣味一致的情感，容易使彼此的关系变得亲近、稳固。这种通过培养共同情趣、加深情感的长线投资，从表面上看，收益也许会来得慢一些，但是它却常常比“应急效应”的俗贿获取更多、更长久回报。

　　雅贿之风古往今来禁而不绝，皆因其抓住了人性中欲将喜爱之物加以占有的弱点。其过程隐蔽，所涉银钱数目巨大，而手法又相当的风雅，几乎可与士人之间的普通来往相互混淆了，因而往往禁之不能，查之不得。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有一句妙论：“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玄机。

　　而行贿高手赖昌星也有一句“名言”：“官场上的制度、条例再严我也不怕，最怕是领导干部没有嗜好。”这正好从反面说出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但人性的贪婪与嗜好人人不可避免，这不能作为有效的原因来解释“雅贿”的顽强生命力——其盛行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关键的社会性因素：制度上的漏洞和官场上的文化始终在给“雅贿”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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