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沉疴

　　在全国美协召开的一次油画创作会议上，袁运生面对来自各地的美术界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激愤。一位在现场的画家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我在电梯上遇到袁先生，看到他愤怒的样子。到了会场他就开始发言，激烈地批评美术界走穴的官员，当时很多美术界的重要人物都在场，那些人在他发言的时候都低着眼睛，不敢看他。”

　　为什么某些机构就成为了挤破头的“香饽饽”，除了批评还是需要细致地了解其中原委。

　　名利场

　　2000年深秋的北京，已经成为一片荒败之地的晚清恭王府被喧嚣打破了长久的沉寂。在这里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31位著名学者，终于不能忍受长期以来困扰着他们的学术腐败之风，以签名的方式集体上书国务院、中纪委，呼吁治理学界腐败，重建学术秩序，重铸学术品格。这次上书事件揭开了美术界的反贪风暴。一年以后，前美研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邓某某因为经济问题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以贪污罪逮捕。在那次集体意志的表达中，学者们详尽列举了种种学术腐败的症候。

　　浙江画院院长孙永在谈到画院建设时，也曾经提到过：“画院不应该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利益的小圈子，作为一个官办画院的院长，无论是谁，只要你占据了这个身份平台，想要在外为自己混个脸熟是容易的。在美术界有一种‘寄居蟹现象’，对于某些画家而言，缘于长期的严重缺钙，自然缺筋少骨，挖空心思想要找个‘壳’去钻，这种寄居为生的方法是十足的可怜虫。”

　　2013年，新一届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常务副主席等加起来足足有64人之多，从名单看，除了1名主席符合常规外，其余职位的人数的确不少，比如常务副主席，有16名；副主席更多，有18名；连名誉主席都有11名，这还不算6名顾问。由于2名秘书长分别由1名常务副主席和1名副主席兼任，实际上这份名单总共有52人。上述名单还没有包括10名副秘书长。陕西省书协领导多得如此令人瞠目结舌并非独创，早在2010年，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改选时，“选出”的协会主席们便多达24人，还有26位顾问，总数达50位，这在当时引起各方热议。除了“领导多”之外，还有人爆料，这届当选者中不乏在职或退休官员，以及政协委员等。

　　这不仅是陕西书协、美协的特色，在全国的艺术协会已成普遍现象。更有甚者，北京一家民办的国家书画院，将“副院长”官职主动送上门，谁愿意当掏钱就行。山东济南一位艺术爱好者，已经是第N次接到该书画院寄来的催促履新的“通知”。实际上，他连毛笔字都不会写，画画就更是外行，更谈不上审核条件中的“在书画艺术的创作与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和“在艺术界、社会上的影响力”了。后来发现在各种装帧精美的证书文件中还夹带了一张很不起眼的收费1200元“副院长赞助费”单据。很多书画家都隔三岔五地收到过类似评官、评奖的通知，在一些展览等艺术活动上还会有人发类似的“小广告”，不过这些单位团体送上的头衔、名誉，大多是以收费为前提的。

　　相比之下，官方的书协、美协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掏钱就能进的，要谋个官衔就更难了，没背景的人能进入艺术官场吗？不论是何种性质的艺术官衔，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想尽办法给自己戴一个官帽，一定有背后的缘由。

　　1个书协，64个主席

　　2014年12月7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一波主动提出退出书协主席的职位，一时舆论哗然。而就在请辞风波发生的五天前，他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某些领导干部挤进艺术家协会兼职当“领导”。这件事情的源头，就是上文提到的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一个协会里出来了64位领导的新闻，一位业内资深人士也给出了深入的分析：

　　此事之所以引起大家愤慨，只因为这个本来正常的事做得过了一些。如果不是过了些，比如只“选”出15或20个副主席，或只“选”出三五个副秘书长，一共二三十个人，而不是现在的各种领导加在一起的64人，那么就根本不会有这么大一场风波，那位才任职的领导也肯定不会愤然辞职。其实每次美协、书协换届，其程序及选举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会员都清清楚楚，但只要事情还在合适的程度和范围，大家也都睁只眼闭只眼。这次有人愤然辞职，肯定是一些水平太差自己看不起的人竟然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使其觉得受了侮辱。如此看来，这次的换届风波或许不是由于对“选举”程序及其性质的不满，而只是对这种做得过头即书协领导多了点的具体做法有意见。本来陕西是个书画大省，加之“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彼此之间要买账是困难的。陕西美协上一届班子，一个著名画家当了十几年一把手“负责人”，就是无法正名为主席，也就因为其他名画家太多，互相不买账，领导也摆不平。这次书协换届惹出的大风波又出在陕西，原因也正是陕西的名书家太多。领导不能再摆不平，不能再让国人耻笑陕西领导的无能，而下定决心摆平矛盾。给了64个名额摆平了矛盾。

　　但媒体的质问中，已在追问其中的腐败了！有人用“中国腐败狼烟再起”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来定性这次换届，且“臆测”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的“卖官”价码是30万元到40万元一个。这样算下来，64个人至少2000万元以上。这已经可以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经济腐败案。如中央纪委真把舆论的这些言之凿凿的推论当了真，陕西文艺界的领导们可能就真的要惹大麻烦了！

　　知道书协、美协这些群众性组织性质的行内人都知道，把这种选举结果的板子打在美协书协领导们的身上是有些冤枉人的，美协书协上面还有文联和宣传部，人选的事大多由他们在定。而这些由多层机构多数领导共同定下的在领导层中还应该比较公开的人选名单，谁敢明码实价地卖“官”？相信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联，包括书协的领导们，确实是因为吸收了上届陕西美协班子的教训，想摆平名人太多、关系太多又互不买账的陕西书界，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但没想到却惹来一个更可怕的“腐败”的帽子，从舆论角度看，要推测书协这些“官”是要卖钱的，也不无道理。因为所有书画界的同行都知道，书画家一当上书画界的“官”，从美术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画院的院长副院长到书协美协的主席副主席，面对画廊界收藏界那些跟风者，书价画价都是要涨而且要大涨的。书协美协不比作协、戏协、舞协、曲协，那些协会的主席副主席本行没什么可卖，连莫言这样的全国作协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之书画界名家都显囊中羞涩，他曾以10年345万元的版税收入，登过作家富豪榜第20位，但他这345万元在画界或许就只当某些名画家的一幅画的价！于是，书协美协这些官员何以要争斗得血淋淋的就可想而知，而领导们偏要去摆平这种书画界你死我活的权力争斗，不弄一身麻烦才怪。

　　官养官办遇到市场经济

　　曾任职于陕西省书协顾问的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名与利，当一届书协主席，作品价位上涨，五年下来要比工资高上百倍。

　　于是有仕途不畅或临近退休的领导干部转移到书法阵地，有爱好艺术的边缘人士借此进入主流社会，有附庸风雅的企业家靠此打造成儒商，也有背景强大的人什么不做先占个位置等等。按照他们的逻辑，加入了书协、美协，就是国家承认的书法家、美术家了，要是当了协会的官员，说明成就更胜一筹，如果当了协会的主席、副主席，那就应该是艺术大师级别的了。所以书协、美协会员的作品都有一定的市场行情，当然按照官衔大小，其作品价位也是逐级递升，最顶端的是主席们的作品行情。如果哪个理事的作品卖得比主席还贵，反而被认为不正常了。

　　据了解，相关管理机构觉得书协、美协多选几个领导又不用国家财政出钱，而且退休官员也得罪不起，反正自娱自乐无伤大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已故著名画家吴冠中在2010年曾经直言批评美协、画院的弊端。很多画家都想进美协，他们千方百计与美协官员拉关系，拍马屁，进入美协后努力获得一个官职，有一个头衔，好去办展览，或者进画院吃皇粮当专业画家，把画价炒上去。

　　书协、美协、画院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推动国家绘画创作和发展的建制。画院起始于帝王对于绘画的喜好，因此，帝王凭着自己的所好而网罗天下的绘画高手于宫中，建立起一个与国家文化身份相匹配的主流绘画风格和审美形态，并在传承与发展中发挥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它始于五代，盛于两宋。新中国没有了帝王，不管是组织创作，还是安排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家，甚至是培养新人，都表现出了新时代画院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时代烙印。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革”对传统艺术极度摧残的背景下，随着拨乱反正而带来了各省市相继建立属于自己的画院，其中的关键是有影响力的书画家影响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决策，当然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对于书画的特殊偏好是重要的推手。1984年浙江画院的建立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将“文革”前只有少数几个省市才有的画院演化为省市文化机构的标准配置，画院开始了最初在省市一级的普及。此后，又在地市一级的层面上作了更加普及的推广。而与之相应的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所引发的许多关于画院问题的思考，也在反思画院体制的过程中反省了画院发展中的问题。

　　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画院如何立身？如何发挥社会功用？如何在政府投入的公益性文化机构的框架中解决个人创作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如何处理突出的社会化与个人性的矛盾？以及政府投入的合理性？画院画家如何为公众服务和为社会服务？这些都在拷问政府和社会。好在画院的问题不可能成为当代社会问题中的突出问题，而经济的发展使得各级政府多养几个画院和多养几个画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此，画院问题被淹没在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之中。然而，也正因为是经济的发展，书画市场直接带动了书画创作，很多画院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书、画的本体问题，而是为了与书、画相关的利益问题。这之中，简单的是修身养性，复杂的是谋名逐利，中间的是混吃混喝。从体制上来分析，国营的有正规军，有编制有粮饷；也有业余选手，编制少而更缺粮饷，或者没有编制也没有粮饷；私营的有游击队，也有草台班子。在讲“群”的年代，这真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

　　当代画院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客观来说，有些问题不是画院自身的问题，而是政府在职能规划与社会认同方面的问题。

　　如果政府办的画院仅仅是为少数领导人服务，或者是为了安排一些退居二线的领导，那么，其合理性无疑会受到质疑。可悲的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在当今社会中不能成为问题，被置若罔闻。这种状况的结果是从根本上伤害了画院的社会名声，也影响到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