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沉默才是最重要的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沉默
- 发布时间:2010-07-22 10:20
我的老家山西汾阳是一个县城，地方不大，农业气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帮村里的同学麦收。一大早到了田间地头儿，就有人会发给你一把镰刀，指着眼前看不到边的一片金黄色说：这一片是你的。
人在这时候显得异常渺小，在麦浪的包围中，远远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个黑点。日落时分，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但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
县里工厂不多，那时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机厂、一两百人的机械厂已经算是大厂了。70年代末，县城里有谁家的孩子能进到工厂里工作，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拿着过期的假票，跟着哥哥姐姐混进职工俱乐部去看《佐罗》。当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时可以顺手扯一些棉纱，放在自行车坐垫下擦自行车；可以顺手为家里磨几个不锈钢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为自家的电表顺一卷儿保险丝回来。
以厂为家的观念让大家变得公私不分，人们也乐在其中。厂里的福利房，将来铁打不变的退休金，都不止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打不变的呢？
我有几个同学在高二那年，因为县柴油机厂招工，都辍学离开学校，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80年代，一个学生能够早日走入社会，挣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去到围墙里头，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真让无数同学羡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些同学都下岗了。工厂在转制，停工，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落社会，变成浑身力气但无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个同学和他厂里同班组的几个兄弟，在为一个人家挑煤。那时县城还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户户要烧煤过冬。一卡车几吨煤拉来后倒在街上，这些兄弟帮着把煤从街上挑到储煤的炭房。挑完一车煤，也就能挣10块20块，还要三四个人分。但不干这些又能做什么呢？有人去卖衣服，有人去当保安，有人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升级开家庭赌场。也有人犯罪，被通缉，流落异乡，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二
2006年底，有一天新闻里讲：成都有一家拥有3万工人、10万家属的工厂“成发集团”(又名“420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整座承载了3万职工10万家属生活记忆的工厂将会像弹烟灰一样，灰飞烟灭，而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拔地而起。从国营保密工厂到商业楼盘的巨大变迁，呈现出了土地的命运，而无数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记忆呢？这些记忆将于何处安放呢？
这条新闻提示给我，新中国50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面对。曾经为了让国家富强、个人幸福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50年来我们为这个试验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最终告别工厂，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个人，浮现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一下子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
去成都之后，从飞机场出来，路上可以看到霓红灯下闪烁着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成都，一座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有关成都的传说是：这里物价便宜，女人美丽，私生活可以腐朽，生活节奏缓慢。
到了工厂所在地草桥子，在420厂边徘徊的时候，我看不到任何的惊心动魄。在冰冷的水泥铸就的二环路旁边，一边是围墙里面依然需要检查工作证才能出入的厂区，另一边却是一副世俗的场景。一排排6层居民楼构成的工人宿舍区里人来人往，灰色的6层楼下面都是改建的小商铺：卖熟食的、发廊、麻将室。有拍摄婚礼录像的，也有卖墓地的。有卡拉OK，也有裁缝铺。生老病死都可以在这个院子里完成。到下午3点以后，阳光渐渐变得温和，宿舍区宽阔的街道人头攒动，40多岁不算老也不算年轻的人，和那些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混杂一起，坐在路边开始打麻将，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人生的波澜壮阔都在哗啦啦作响的麻将里面。这些曾经手握螺丝刀的手，这些曾经目不转睛凝视着车床的眼睛，这些曾经出入在图书馆、实验室的身影，如今聚集街头，呼啸牌场。他们会偶尔抬起头望一下我这个过客，然后又把注意力收回到牌桌上。
我在这里面穿行，像穿行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不远处市中心灯火辉煌，CUCCI、阿玛尼、各种各样的品牌店拔地而起，成都有全中国最大的LV专卖店。而在宿舍区，这里牌桌上的输赢只是在一块两块之间。当夜幕降临，人们各自回到家里面，我想这块安静的社区里面又埋藏了多少的不平静。
三
我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去接近这些师傅的面孔，去了解他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话语。在《成都商报》的帮助下，我们连登几天广告，寻找愿意讲述工厂经验的工人。某一个下午我自己去接热线，当约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那几部红色的话机突然铃声四起，我在慌乱中一个接一个地接起。很多电话刚刚接通，那边没说几句话已经哽咽不止。听筒这边，我分明还能听到对方是在一个寂静的房子里面讲话。我能够想像，或许他的爱人正在外面打麻将，或许他的儿女这时候正在课堂上为高考拼搏。而一个孤独的中年人，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拿起电话拨某个号码的时候，才愿意讲述他长久以来不能说出的心事。
进入到工人师傅的家庭，仿佛回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乎所有家庭的装修都是一致的。黝黑的水泥地，黄色的双人床，衣柜，立柜，沙发，墙上交叉挂着的羽毛球拍和钉子上挂着的洁白的羽毛球。所有的物质都停留在了80年代，惟一能够提示当代气氛的是孩子们的相片。那些穿着耐克、染着黄头发的工人师傅的下一代，他们在照片中冲着我们微笑，无忧无虑。
当摄影机面对这些工人师傅的时候，往往他们激情澎湃的讲述都是关于别人的。我不停地追问：您自己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几乎所有的工人师傅都在说，你不要问我的故事，我很平淡，没有故事。50多年的集体生活对一个人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更改的。在过去，每个工人都认为自己处在集体里面，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而今天，当他们再也不用与其他几千、几万工友穿着同一款工装，同一个时间涌进厂门的时候，当他们坐在各自的客厅里，去讲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些活生生的个人。但是把话题带入到个人的讲述，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它让我知道，过去的体制生活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每一次访谈将要结束的时候，都伴随着很长时间的沉默。但是我一直在想：在这些工人师傅讲述之余，在他们停下来不说话的时候，又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记忆隐没于沉默之中，可能那些沉默才是最重要的。
(韩世平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中国工人访谈录》，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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