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我父母生我之前干了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
首先,这类事情叫我腻烦。其次,我要是细谈我父母的个人私事,他们俩准会大发脾气。对于这类事情,他们最容易生气,特别是我父亲。
我哥哥在好莱坞,那地方离我目前可怜的住处不远,所以他常常来看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我打算在下个月回家,他还要亲自开车送我回去。
我所就读的是潘西中学,在宾夕法尼亚州埃杰斯镇。你也许听说过,也许你至少看见过广告。他们差不多在一千份杂志上登了广告,总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骑着马在跳篱笆,好像在潘西除了比赛马球就没有事可做似的。
其实我在学校附近连一匹马的影儿也没见过。在这幅跑马图底下,总是这样写着:“自从1888年起,我们就把孩子栽培成优秀的、有脑子的年轻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才。而且在那里我也没见到任何优秀的、有脑子的人。也许有那么一两个,不过他们很可能在进学校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人。
嗯,那天正好是星期六,要跟萨克逊·霍尔中学进行橄榄球比赛。这场比赛被看做是潘西附近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年内最后一场球赛,要是潘西输了,看样子大家非自杀不可。记得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爬到高高的汤姆逊山顶上看球赛,就站在那尊曾在独立战争中使用过的混账大炮旁边。从这里可以望见整个球场,看得见两队人马到处冲杀。看台里的情况虽然看不很清楚,可你听得见他们的呐喊声,一片震天呐喊声为潘西叫好,因为除了我,差不多全校的人都在球场上。不过给萨克逊·霍尔那边叫好的声音却是稀稀拉拉的,因为到客场来比赛的球队,带来的人总是不多的。
在每次橄榄球比赛中总很少见到女孩子。只有高班的学生才可以带女孩子来看球。这确实是个阴森可怕的学校,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我总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至少偶尔可以看见几个姑娘,哪怕只看见她们在搔胳膊、擤鼻子,甚至在吃吃地傻笑。
赛尔玛·绥摩是校长的女儿,她倒是常常出来看球,可像她这样的女人实在引不起你多大兴趣。其实她为人倒挺不错。有一次我跟她一起从埃杰斯镇坐公共汽车出去,她就坐在我旁边,我们俩随便聊起天来。我挺喜欢她。她的鼻子很大,指甲都已剥落,像在流血似的,胸前还装着两只假奶,往四面八方直挺,可你见了,只觉得她可怜。我喜欢她的地方,是她从来不瞎吹她父亲有多伟大,也许她知道他是个假模假式的饭桶。
我之所以站在汤姆逊山顶,没下去看球,是因为我刚跟击剑队一道从纽约回来。我还是这个击剑队的倒霉领队,真了不起。我们一早出发到纽约去跟麦克彭尼中学比赛击剑,只是这次比赛没有比成。
我们把比赛用的剑、装备和一些别的东西一股脑儿落在地铁上了。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我得不住地站起来看地图,好知道在哪儿下车。结果,我们没到吃晚饭的时间,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就已回到了潘西。乘火车回来的时候全队的人一路上谁也不理我,说起来,倒也挺好玩的。
我没下去看球的另一原因,是我要去向我的历史老师老斯宾塞告别。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我揣摩在圣诞假期开始之前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写了张条子给我,说是希望在我回家之前见我一次。他知道我这次离开潘西后再也不回来了。
我忘了告诉你这件事。他们把我踢出了学校,过了圣诞假后不再要我回来,原因是我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又不肯好好用功。他们常常警告我,要我好好用功——特别是学期过了一半,我父母来校跟老绥摩谈过话以后——可我总是当耳边风,于是就把我给开除了。他们在潘西常常开除学生。可潘西在教育界声誉挺高,倒是事实。
嗯,那是十二月,天气冷得像巫婆的奶头,尤其是在这混账的小山顶上。我只穿了件晴雨两用的风衣,没戴手套什么的。上个星期,有人从我的房间里偷走了我的骆驼毛大衣,大衣袋里还放着我那副毛皮里子的手套。潘西有的是贼,不少学生家里都是极有钱的,可学校里照样全是贼。学校越贵族化,里面的贼也越多——我不开玩笑。我当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尊混账大炮旁边,看着下面的球赛,冻得我屁股都快掉了。我并不在专心看球,而流连不去的真正目的,是想跟学校悄悄告别。我是说过去我也离开过一些学校、一些地方,可我在离开的时候自己竟不知道,我痛恨这类事情。
我不在乎是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只要是离开一个地方,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数。要不然,我心里就会更加难受。
总算我运气好。刹那间我想起了这件事,让我感觉到自己就要滚出这个地方了。但是,关于离开,我实在不愿再多想了,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在那里等着我去做呢。这就算是告别吧,无论你是否喜欢,反正我是喜欢的。
(韩世平摘自译林出版社《麦田里的守望者》,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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