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了

　　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

　　父亲死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济南采访。吃晚饭的时候，老家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叔叔(我父亲)出了点事情，你能不能回家？”我当时没在意，就说明天赶回去。之后的两个钟头，不停地有人打电话过来。我知道，父亲出了大事。

　　10点半，姨夫打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你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马上回家！”听到这句话，我哭了。

　　我一定要见父亲最后一面。

　　车在路上颠簸，从济南，到淄博，到青州，到潍坊，到昌邑，到莱州已是凌晨3点半。换一辆出租车，到家已是4点半。

　　家里人都在等我，我说去医院看看父亲，他们说天明吧，天明太平间才开门。

　　父亲已经死了。他不要我了……

　　父亲是一个石匠，从13岁就开始干这个行当。我的老家，没有别的资源，土地的出产，仅仅够维持温饱。几乎所有的家庭都靠石头为生，大部分男人都在采石矿里“打石头”。然而打石头这种活命的方式，实在危险。由于大部分采石矿都是私人承包，矿主和石匠们都想多挣点钱，很少去考虑安全的事情。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也缺乏严格的管理，几乎每年都有人被石头夺走性命。石匠们的受伤，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不但我自己连父亲本人都没有特别在意。

　　白天，是石匠们“放—炮—喽—”的喊声；晚上，是机器的轰鸣声。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父亲的凿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凿石的声音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急促。他为我凿出了一条成长的路，却给自己凿出了一座坟墓。

　　母亲说，那天中午，她要父亲到邮局去取我汇回家的钱。父亲说：“今天下午要放炮(爆破)，少了我怎么行？”父亲上山的时候很高兴，他拿着一把钉耙舞来舞去，还唱着歌。母亲在后面喊：“你等等我！”他理也不理，走得很匆忙。母亲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太平间的铁棺里了。

　　10月19日下午，父亲的遗体火化。第二天中午，出殡。一切都按照老家的习俗。家族里的人负责帮忙处理日常事物与吃饭、喝酒，我能为父亲做的，只有痛哭、下跪和不让自己倒下去。

　　在处理父亲后事的几天里，小妹不停地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她不相信父亲已经死了。我也不相信，母亲也不相信。我们老是觉得，他出远门去了。

　　然而，父亲还是死了。

　　整理父亲的遗物，是一个更为悲伤的过程。因为不知道该丢掉哪些东西，该保存哪些东西。我在遗物中看到了一张50元钱的收据。他单位的领导说那是“三路一桥”的集资款。“一桥”是高架桥，“三路”包括高速公路、铁路，剩下的“一路”是什么，至今我也没弄清楚。莱州要修建这些东西，市民要集资。母亲告诉我，父亲曾经说过，这钱他是为我交的，为了以后我回家方便，有高速公路走，还有铁路走，不会像现在这么麻烦。母亲说，父亲一直认为这是件好事，尽管父亲不知道这种集资的程序是否合法。

　　父亲曾经有两大嗜好：抽烟、喝酒。烟后来他戒了，我还在抽。他和母亲劝我很多次，我也下过很多次决心，却终于为自己找了许多理由，搪塞了过去。在套间的一个抽屉里，有几条烟和十几个打火机。母亲说，那是父亲留下来，准备我回家过年用的。

　　父亲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爱唠叨，尤其在喝酒之后。母亲总说他是一个 “唠叨勺子”。父亲爱喝酒，但酒量太小，加上山东的酒风太烈，所以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以前醉了后就骂母亲，后来变成了吹牛，乱吹。我大学毕业，妹妹到胜利油田师专读美术系后他吹牛便有了固定的格式。我从母亲那儿听到了两种 ——“我儿子女儿都考上了大学，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都是家。你儿子，不行。”“我儿子一个月给我寄1000块钱。”这样的吹牛，往往引起别人的反感，父亲却看不透。

　　自己干的是文字工作，写的东西里却很少提到父亲，惟一的一次还是说：“父亲是个石匠，怯懦又没有什么心计。”现在想起来，真的很难过。

　　山东农村的习俗是，人死后每过七天家人便要给死者“烧七”，以寄托怀念。12月1日晚上我回到家，为父亲烧最后一个“七”。12月4日上午，母亲给开始整理“烧七”需要带的东西。除了香火之外，她要我给父亲折一个“钱包”，一个“手提包”。我不知道打了一辈子石头的父亲是否用得上，但我还是折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返回了广州。那时，我的心里已经少了悲伤，而多了怀念和责任。我感觉自己突然长大了，带着点苍老。

　　1999年10月17日，我的父亲死了，只有47岁。还差19天，我满23岁。

　　(曲子贞摘自《南方周末》，本刊有删节韦尔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