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落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门禁卡,实习,刘亮程
  • 发布时间:2015-06-09 08:33

  15岁 初中

  15岁那年,我们搬进了一个陌生的小区。住得离学校更远了,出入都要带门禁卡,这更让吊儿郎当的我头疼。

  每次走到门口,我就会忽然弯腰直接从栏杆下面钻过去。这时候,门口保安总会以一副我欠了他八百万没还的样子,让我出示业主卡,本来无伤大雅的事到了这里却让我莫名生厌。我常常漫不经心地说出门牌号,然后以鄙夷的眼神大大咧咧地离开。我和所有生活优越的少年一样,不知什么是尊重。

  有一天,我又忘记带门禁卡,他照常拦住我。我忍不住破口大骂,把平时累积的不爽一并奉还。保安大叔憋红了脸,礼貌地向我解释这是规定,我只觉得他就是那种有点小权力就要用尽的小人,嘴里蹦出两个字——傻帽,然后径直走了进去,内心有一种打败他人之后的暗爽。

  某天下午,楼下尖锐的谩骂声吵醒了午睡的我。一个中年男人正指着那个保安大骂着,面目狰狞。保安大叔则无助地叹着气向四周张望,灼灼的烈日下,穿着制服的他汗流浃背。

  原来,他一天要承受许多次这样的谩骂,而我也是其中一个。

  那天我特意带了门禁卡,还在门口的超市买了两罐可乐给他。他一开始不肯接受,最后接过可乐放在一边。自那之后,那个保安每次见到我都对我笑。

  这一场景,定格在了我年少的记忆里。

  我想,他一定也有自己的父母、孩子、爱人。原来一个人为了家人,可以这般坚忍地站过一个又一个炎夏与寒冬。

  尽管后来多次搬家,但我总能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17岁 高中

  初中毕业以后,我便离开了父母,在陌生的城市读高中。

  在那里,我常常三餐不定,有时随便就在路边解决温饱问题。

  有个卖山东煎饼的小摊我经常光顾。我记得卖煎饼的大叔有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下午六点会准时到他爸爸的小摊,有时在一张塑料凳上面写作业,有时在玩树下的小花小草,有时困了就枕着小书包在手推车旁的硬纸板上睡觉,不吵不闹。

  有天晚上我路过那条街,发现那个卖煎饼的小摊被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大发雷霆,指着不小心将面糊溅到他身上的小男孩的爸爸大声谩骂。小男孩的爸爸很窘迫,一个劲地道歉。我透过人群看到了小男孩,他被人群包围着,眼里满是惊恐和无助,紧紧地抓住爸爸的衣角。

  后来中年男子骂舒服了,终于走了。

  人群散后,他爸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凳子上——也许是在儿子面前丢脸了,也许是心酸和委屈。小男孩的爸爸摸着小男孩的头,嘴里大概说着一些“没事”之类的话。

  那一瞬间,我被心酸淹没。

  我想起了我忙碌的父亲,我们总是很少交流。哪怕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也不曾像这般拍拍他的背,说说鼓励的话——那样显得很别扭。在体恤父母方面,我甚至连一个小男孩都不如。

  从那之后,我开始有事没事打电话回家。我知道,等我长大了,父母就老了。

  22岁 大学

  二十几岁,我回到家里的厂实习。我总算开始听爸的话了,这让他多少有些欣慰。

  在厂里,我注意到了业务员小胡。他来厂里两年了,总是很勤快。我曾经陪他一起出去跑业务,他两手拎着样品,在一家家商店屡受白眼,而他只是汗流浃背,保持礼貌地笑着。

  那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饭局,他被东北来的客户一个劲地灌酒,而他还在为大家倒酒、倒茶、递纸巾、叫服务员、开酒,还有强颜欢笑。那晚,不胜酒力的他醉得一塌糊涂。

  我送他回家,顺手开了音响,张国荣的《取暖》,他听着,说上学的时候觉得不好听,不过出来工作以后就觉得挺好听的。他转过脸,看着窗外。路灯投射过来的光一道一道地刷过他的脸庞,天上挂着冰凉的月亮,黑暗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的声音颤抖、沙哑而压抑,进而把脸埋在手中,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他送到家。他红着眼睛,打开小区花坛边的水龙头,双手捧水用力地搓着脸,然后挺直腰杆,用纸巾把一脸的水擦干,咳了两下,深吸一口气,对我笑了笑,问:“还看得出来吗?”我说还好,我知道他老婆还在等着他。

  这一刻,我既为他心酸,又为他感动。我想他马上就要回到那个简陋却温暖的地方了,他的脆弱不会让自己的老婆看到,他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作家刘亮程曾说过:“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如果我可以和他们一样,为了亲人而忍耐那些劈头盖脸的风霜雨雪,忍耐所有世事艰险,然后依旧坚持,依旧感恩,依旧奋斗,也许那样的男人,才算是真正的成长与成熟。

  里则林

  (李雨辰摘自《女报·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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