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落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15岁 初中

　　15岁那年，我们搬进了一个陌生的小区。住得离学校更远了，出入都要带门禁卡，这更让吊儿郎当的我头疼。

　　每次走到门口，我就会忽然弯腰直接从栏杆下面钻过去。这时候，门口保安总会以一副我欠了他八百万没还的样子，让我出示业主卡，本来无伤大雅的事到了这里却让我莫名生厌。我常常漫不经心地说出门牌号，然后以鄙夷的眼神大大咧咧地离开。我和所有生活优越的少年一样，不知什么是尊重。

　　有一天，我又忘记带门禁卡，他照常拦住我。我忍不住破口大骂，把平时累积的不爽一并奉还。保安大叔憋红了脸，礼貌地向我解释这是规定，我只觉得他就是那种有点小权力就要用尽的小人，嘴里蹦出两个字——傻帽，然后径直走了进去，内心有一种打败他人之后的暗爽。

　　某天下午，楼下尖锐的谩骂声吵醒了午睡的我。一个中年男人正指着那个保安大骂着，面目狰狞。保安大叔则无助地叹着气向四周张望，灼灼的烈日下，穿着制服的他汗流浃背。

　　原来，他一天要承受许多次这样的谩骂，而我也是其中一个。

　　那天我特意带了门禁卡，还在门口的超市买了两罐可乐给他。他一开始不肯接受，最后接过可乐放在一边。自那之后，那个保安每次见到我都对我笑。

　　这一场景，定格在了我年少的记忆里。

　　我想，他一定也有自己的父母、孩子、爱人。原来一个人为了家人，可以这般坚忍地站过一个又一个炎夏与寒冬。

　　尽管后来多次搬家，但我总能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17岁 高中

　　初中毕业以后，我便离开了父母，在陌生的城市读高中。

　　在那里，我常常三餐不定，有时随便就在路边解决温饱问题。

　　有个卖山东煎饼的小摊我经常光顾。我记得卖煎饼的大叔有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下午六点会准时到他爸爸的小摊，有时在一张塑料凳上面写作业，有时在玩树下的小花小草，有时困了就枕着小书包在手推车旁的硬纸板上睡觉，不吵不闹。

　　有天晚上我路过那条街，发现那个卖煎饼的小摊被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大发雷霆，指着不小心将面糊溅到他身上的小男孩的爸爸大声谩骂。小男孩的爸爸很窘迫，一个劲地道歉。我透过人群看到了小男孩，他被人群包围着，眼里满是惊恐和无助，紧紧地抓住爸爸的衣角。

　　后来中年男子骂舒服了，终于走了。

　　人群散后，他爸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凳子上——也许是在儿子面前丢脸了，也许是心酸和委屈。小男孩的爸爸摸着小男孩的头，嘴里大概说着一些“没事”之类的话。

　　那一瞬间，我被心酸淹没。

　　我想起了我忙碌的父亲，我们总是很少交流。哪怕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也不曾像这般拍拍他的背，说说鼓励的话——那样显得很别扭。在体恤父母方面，我甚至连一个小男孩都不如。

　　从那之后，我开始有事没事打电话回家。我知道，等我长大了，父母就老了。

　　22岁 大学

　　二十几岁，我回到家里的厂实习。我总算开始听爸的话了，这让他多少有些欣慰。

　　在厂里，我注意到了业务员小胡。他来厂里两年了，总是很勤快。我曾经陪他一起出去跑业务，他两手拎着样品，在一家家商店屡受白眼，而他只是汗流浃背，保持礼貌地笑着。

　　那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饭局，他被东北来的客户一个劲地灌酒，而他还在为大家倒酒、倒茶、递纸巾、叫服务员、开酒，还有强颜欢笑。那晚，不胜酒力的他醉得一塌糊涂。

　　我送他回家，顺手开了音响，张国荣的《取暖》，他听着，说上学的时候觉得不好听，不过出来工作以后就觉得挺好听的。他转过脸，看着窗外。路灯投射过来的光一道一道地刷过他的脸庞，天上挂着冰凉的月亮，黑暗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的声音颤抖、沙哑而压抑，进而把脸埋在手中，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他送到家。他红着眼睛，打开小区花坛边的水龙头，双手捧水用力地搓着脸，然后挺直腰杆，用纸巾把一脸的水擦干，咳了两下，深吸一口气，对我笑了笑，问：“还看得出来吗？”我说还好，我知道他老婆还在等着他。

　　这一刻，我既为他心酸，又为他感动。我想他马上就要回到那个简陋却温暖的地方了，他的脆弱不会让自己的老婆看到，他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作家刘亮程曾说过：“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如果我可以和他们一样，为了亲人而忍耐那些劈头盖脸的风霜雨雪，忍耐所有世事艰险，然后依旧坚持，依旧感恩，依旧奋斗，也许那样的男人，才算是真正的成长与成熟。

　　里则林

　　（李雨辰摘自《女报·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