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父亲和没有父亲完全不同

　　青褐色的龙眼饱满圆润，有一种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涩感，我在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十分吃惊，它有一只鹌鹑蛋那么大，这是龙眼中罕见的品种，叫广眼。我舅舅曾经在一个薄雾的早晨从乡下挑了担广眼到B镇。我是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看见广眼，当时我的牙齿刚刚长齐，对一切可吃的东西有浓厚的兴趣，我迅速抓起一只就往嘴里放，这时候床上有一个躺着的人扑到我面前一巴掌打掉了我的龙眼。这个人身材高大怒气冲冲，挡掉了所有清晨的亮光。他不顾我高声嚷叫，用他坚硬的巴掌使劲打我的屁股，那种辣痛的感觉从此留在我最早的记忆中。

　　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逝去多年。他在三十多年前身患绝症，死在异乡，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他究竟埋在何处。据说父亲在N城火化后就地埋在N城人民公园内，这恰恰是多年以后命运安排我住了四年的地方。我的单位就在这个公园里，单位分给我的宿舍就是公园深处隐没在草中的平房。那是漫长而孤独的岁月，在漫长夏季的黄昏，或者冬日的午后，我常常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游荡，在没有开发的荒芜的湖边和人迹罕至的后山，在太阳落山之前的时间里，我常常徘徊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书，我觉得那是一本英文缩写本《简·爱》。走遍了这个公园所有荒僻的地方，亚热带的植物繁茂无比，夏天铺天盖地，各种花朵的气味、植物的气味像浓雾一样隐隐浮动。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埋着我的父亲，十多年后这个消息使我久久震惊。在哪棵树的下面？被哪一片草所覆盖？

　　家门口对面的一棵杨桃树，在秋天我尝到了它的果实，味道奇异地从往年的酸涩变甜了。在B镇附近的山上，长着一种好吃的浆果叫稔子。在采撷的季节，我常常会在基地或棺材坑的旁边与那些硕大的稳稔子相通，它们明显地优于普通的稔子，明显地紫红饱满，充满浆汁，对于视觉和占有欲都是一大刺激，它给人的惊喜正如平淡的生活中突然出现的转机。我总是不加考虑就扑向它们，总是等我采完这些果实之后我才猛然醒悟，它们之所以奇异是因为它们生长在坟边，这种发现使我悚然心惊，某种冷嗖嗖的地气立即升起，然后我才发现，同伴们早就远远地绕开了这些恐怖的果实。

　　在N城公园十年前未开发的空坡上，我是否在繁茂的草木中感到过血缘神秘的亲和力？因为没有墓碑的确指，任何一棵树和一株草都有可能隐藏着我的父亲。在这些遥远的浓密草木中，我父亲的面容模糊地浮动。

　　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确切的面容。我对他比较明确的认识是在十岁以前母亲的抽屉里，一本紫红布封皮的影集上看到的那些照片，在黑色的衬底上，父母的青春面容洁白姣好，像贮藏完好的新鲜水果，封存着以往完整而年轻的岁月。我喜欢在他们各自与同伴的合影中找到他们，那个高大而英俊的人，那个挺拔而亮丽的人，他们在人群中是多么醒目，母亲扎着长辫子，系着蝴蝶结，她的照片一直保存至今，父亲的照片在我十岁的那年消失了。十岁是我生命中的一道界线，在这一年，父亲的痕迹迅速消失，因为继父出现了。

　　最早的预兆就是抽屉里的紫红布面影集不见了，熟悉的东西突然消失总是使我感到不安，我每天打开母亲的抽屉，指望能重新看到失踪的影集。后来有一天它又回来了，我打开它，看到那上面是一些失去了照片的银白色相角，它们在黑色的衬纸上孤零零地漂浮着。我怀着忧伤翻动这本影集，所有与父亲有关的照片全都消失了，有时连着几面都是空白，只有母亲的照片还留在那上面，像失去了河水的鹅卵石那样光秃而孤独，有一种触目惊心的荒凉感。

　　现在我手头的两张照片是去年我回B镇的时候向母亲要的，她说这是仅存的两张，我不知道她怎么会保存了这样两张照片而把其余的那些散失了。一张是他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合影，全身照，大家微笑地站立在一所公家房子的门口，门相上贴着“庆祝元旦”，男同志一律穿白衬农和西装裤，上衣束在裤腰里，年轻的女同志穿着浅花连衣裙，令我想起已经陈旧的“布拉吉”的名词和前苏联的电影。母亲指给我看，他的确就是最高大的那一个。但他脸上的那小块相纸剥落了，整张照片除此之外都没有损坏，唯一看不清的恰恰正是在他的脸上，所有的人的脸都很清楚，他的身体也很清楚，但就是看不清他的脸。另一张是他单独站立在田野的风景照，他在远景上，人只有两根牙签那么大，身前身后是一大片水稻，侧旁有一所高大的白墙黑瓦房子，他拄着一只手，意气风发的样子，但我无法在两根牙签那么大的地方看清一个人的脸。

　　我总是无法看清他。去年在B镇，老家人曾商量是否到N城人民公园标一捧土代替他的骨灰，在家乡择一块风水好的地方立个位。当时我对此无动于衷，我怀疑他们说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从不在场，我从未看清他，从未有过这是一个亲人的感觉。

　　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亏空。我知道一个人有父亲和没有父亲是完全不同的。

　　林白

　　（吴海峰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林白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