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还是改革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迄今，坦率地说，改革进展不尽如人意。除深化改革必然会触及特殊既得利益群体的核心利益而遭致消极抵制这个根本性原因外，比较切近的现实原因大概有两条：一方面，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客观上致使官员群体普遍出现“懒政”“怠政”“不作为”倾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稳增长的压力陡增，且成为当前首要任务。为了使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致骤然“失速”，我们还不得不采取一些本来属于改革对象的旧有刺激手段以为权宜之计。

　　如果从更深广的历史和全球视野看，改革还面临着如下几类风险。

　　1.改革滑入“黄宗羲定律”。改革虽然触及了强势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却并未给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带来利益增量，反而契合了“积重莫返”之“黄宗羲定律”，从而使改革者失去民众的宝贵支持。在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下，这种缺乏普罗大众参与和支持的改革最终多功败垂成，反复如初。

　　2.改革陷入“托克维尔悖论”。“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说，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3.改革困于“转型陷阱”。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进程，新既得利益群体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累积。

　　4.改革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并引发一系列政治社会生态问题。中国目前人均GDP为7500美元，按世行标准，已然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5.改革止步于“制度高墙”。后发追赶型国家在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对经济体制好坏的要求并不高；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到高收入阶段，则对制度要求非常高。没有好的制度，一个后发经济体将难以翻越“制度高墙”而进入高收入社会。

　　6.改革败于改革者“操切从事”。这方面，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尽管改革会面临如许即期或中远期的风险，但这只能警示改革者，改革须审慎、理性、沉稳、勇毅，却不能成为吓止改革的理由。中国向现代文明国家全面转型的改革伟业只能渐进推动，而不能蹭蹬不前；中国这艘改革之舟只有穿越历史的三峡，才能驶入天高水阔的海洋。彼时，才可谓中华民族梦圆之日。

　　时过端午，也许，当下的改革者最需要汲取的，是先贤屈原的遗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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