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纪律”培养下的纳粹青年

　　飞来的横祸

　　德国的科隆既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是各国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

　　科隆市内的米尔海姆区更是著名的繁华闹市，这个地区的建筑和商铺充满了土耳其风情，素有“小伊斯坦布尔”之称。

　　2004年6月9日下午四时，一声巨响，瞬间这个繁华热闹的街区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人间地狱。刺鼻的烟雾中，人们四散奔跑，不时发出令人惊悸的尖叫；躺在血泊中的伤者，痛苦地呻吟着。爆炸现场两侧50米范围内的街道上散落着破碎的玻璃，沿街的展示橱窗因爆炸冲击波而迸出的各种商品残骸抛洒在各处。

　　爆炸现场附近有许多散落的铁钉，这些铁钉有手指那么粗，十厘米长。

　　警方在现场取证后得出初步结论，爆炸由一枚自制炸弹引发，炸弹里面填充的大量铁钉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此可见，作案者手段十分残忍。此外，在爆炸现场受损最严重的两家店铺门口，倒放着一辆被炸得七扭八歪的自行车。警方推测，炸弹有可能就是捆绑在这辆自行车上带入街道的。

　　科隆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最主要的聚集城市，爆炸所在地米尔海姆区又是土耳其人有名的聚居区，发生爆炸的地点两旁全都是土耳其人开设的商铺，商铺上面的楼房又都是土耳其人居住的寓所，不难看出，爆炸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德国境内的土耳其居民。

　　这次爆炸共造成4名重伤员，包括3名妇女在内的22名伤员大多数都出现了骨折。一名孕妇轻伤。这次爆炸与2001年的科隆爆炸案如出一辙。

　　这次恐怖袭击后的十年间，作案者在德国境内横行无阻，又制造了多起系列谋杀和抢劫案，先后杀害了10人，其中包括一名女警员，并抢劫了15家银行。这一系列恶性案件震动了整个德国社会，使得当地百姓人人自危，惶恐不安。

　　为侦破此案，德国警方调动了400多名刑侦人员，评估了7000多个物证，询问了1400多名证人，调查了30万个旅馆的过夜记录和100万个租车记录，以及1300万个信用卡数据，耗资数百万欧元。直至2012年11月，作案者才浮出水面。当时，两名犯罪分子抢劫银行后遭警方追捕时自杀身亡，另外一名女性成员自首。最后，警方终于查清，所有谋杀和抢劫案均为德国极右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NSU）策划并实施。

　　沉渣的泛起

　　2013年5月6日，德国慕尼黑高级法院开始审理这起被世界媒体称为“二战后德国涉及右翼恐怖组织影响最重大的刑事案件”。据路透社报道，案件审理持续至2014年初，随之而来的关于德国新纳粹组织以及战后新纳粹主义的讨论，也因此再度兴起。

　　新纳粹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一股政治思潮。新纳粹主义者希望延续纳粹主义的精神，宣称种族优越，强调白人至上。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造成的信仰破灭、道德缺失、思想混乱而引发的难民潮，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导致人口向发达国家的大流动，加剧了新纳粹主义势力的兴起。

　　近年来，新纳粹事件在全球频繁发生。据世界各国媒体报道，在新纳粹主义影响下成立的极右翼组织不仅在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捷克、奥地利、挪威、丹麦、荷兰等国活动十分猖獗，而且在亚洲的蒙古、日本等国也相当活跃，甚至在澳大利亚这个以移民著称的国家，也出现了“白色人种优先”、排斥有色人种的新纳粹团体。在国际互联网上，宣传新纳粹主义的极右组织的网站竟高达上千个。

　　无论是德国的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NSU），还是美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俄罗斯的“光头党”、日本的“皇民党”，这些组织成员的大多数都是70后或是80后。就拿最近这次德国慕尼黑高级法院审理的“国家社会地下党”案件来说，其核心成员都是70后，其中的骨干分子贝亚特.切佩，也只是一个刚满38岁的年轻女子。这些人将纳粹头子希特勒视为偶像，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信奉极端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仇外排外、崇尚暴力。

　　那么，为什么新纳粹主义在青年人当中会有如此的号召力，尤其是得到青年人的推崇呢？

　　德国《图片报》政治新闻编辑史代芬妮.杨格霍特曾著文分析了这一现象。首先是经济原因。两德统一后，东西德各方面的差距依旧十分明显。仅就教育文化水平来说，前东德地区的许多年轻人没有上过大学，而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前东德地区的年轻人对社会产生不满，认为是移民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其次，对外开放的差距。前东德地区过去较为闭塞，外国人不多，两德统一后，不少土耳其移民涌入该地区，这种文化多样性在偏僻的地方相对难以被接受。不过，史代芬妮.杨格霍特认为，上述原因仅仅是表象的因素，更深层的原因是很多东德地区的年轻人怀恋集权统治，怀恋所谓的“计划经济”福利，他们已经习惯政府把一切都安排好，自己只要按部就班地服从组织安排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对市场经济下投简历找工作、优胜劣汰的规则，不愿意接受。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并没有为应对一个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所以在柏林墙倒塌、“历史终结”之时，很多人感到手足无措，又因为从前在封闭的世界生活，很少接触“异端邪说”，结果反而更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吸引。

　　记者在德国采访时，对于东德新纳粹问题比较严重的现象，也进行了一番调查：一个曾经为了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划清界限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曾经教导人民“我们是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不是德国人”（以区别“我们不是那些老纳粹！”）的共产党领导下宣扬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度，为什么如今反倒成了极右势力的温床？

　　“厕所纪律”的恶果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在原东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博物馆里发现了一张老照片，并从这张陈旧的老照片中寻到了耐人寻味的联想与答案。

　　那张老照片就悬挂在博物馆进门处不远的墙上，稍不留神很容易从它面前走过。照片中有5个孩子一字排开，穿着统一的黑白格外套和黑色背带裤，神情各异：左边的孩子好像在憋着劲儿，他旁边的孩子则一副淡定、稳坐泰山的样子，再过来的孩子，则是有些走神的模样……如果不看图片下面的说明，参观者或许根本就不知道这几个孩子在做什么。原来这张照片是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孩子在集体上厕所。

　　这种情景，上过幼儿园的人都不会陌生，也曾经都经历过。在幼儿园中，尽管全都是牙牙学语的儿童，可日常生活却都像军队一样高度统一，穿衣、游戏、起床、睡觉、吃饭、喝水、甚至是大小便，都在幼儿园和老师的规定与安排下整齐划一。不管你困不困，到点都要睡觉、起床；不管你饿不饿渴不渴，到时间就必须吃饭、喝水；就连拉屎撒尿这样完全属于个人生理的本能，也要按照规定要求统一进行排泄。幼儿园对大小便还有严格规定：在最后一个孩子完事前，其他人不得离开便盆或是马桶。

　　按照老师们的说法，这种“如厕纪律”的教育旨在培养孩子们的集体精神。当然，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的政治社会化教育不止小小的如厕训练。从幼儿园统一吃喝拉撒睡，到小学上课堂听讲要双手背后，提问要将右手肘平放在桌面上举手；从少先队整齐划一的制服，集体一致的活动仪式，到工作后要服从组织的统一安排……作为一个东德人，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甚至在家庭中，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严格的集体主义教育—只有加入组织，依靠组织，才能得到组织的认可和帮助，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有应得的地位和存在的价值。但这种统一一致的集体主义教育，这种以个人意志服从权威组织的做法，究竟给人的成长带来些什么呢？

　　德国下萨克森州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凯斯坦.菲佛（Christian Pfeiffer）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出生于东德，1952年随父母逃往西德。1999年他曾发表文章说，新纳粹最集中的群体，如今14-29岁的青少年，正是在DDR时期接受的幼儿园教育。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小事“被集体”后，让孩子养成了一种看似矛盾的人格：一方面不够自信自立，无法完全为自己负责，总要在集体中才能找到力量，一方面又相当地自我而对他人缺乏体谅——用凯斯坦.菲佛的话说，是“自我主义者”而非“个人主义者”。因为这种训练忽视个人意识，也造成了这些孩子“在情感上的贫困”，进而长期缺乏安全感，“对外部世界容易产生敌意。”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曾说，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运用上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即每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在对人类的自由不断形成一种威胁，这是因为它加强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即所谓“致命的自负”——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而这种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相当危险的。

　　国家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以及对经济的各种调节是不可能凭空实现的，必须通过那些管理政府和计划的人来实现。这样一来，事情就会发生变化，那些掌管政府和计划的人绝不会仅仅限于对每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控制。“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由此，哈耶克深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将丧失一项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因为“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