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出路

　　今年春节时期，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引发了关于乡愁的争议。

　　其实，这种寄托乡愁的文字，这些年虽然说不上汗牛充栋，也是数不胜数。但是，除了少数的高质量反思文字，大多如蜻蜓点水，或居高临下，或一厢情愿。

　　我对农村问题有着远深于一般人的关切。作为出身农村，至今父母兄弟仍在农村生活，自己也每年多次回家走访的人，我的根深扎在故乡农村的土地上，自认为至少对于我的故乡农村的认知，有着独特性，既拥有一般调查人员和记者无法掌握农村变化的真实信息，也有着媒体工作者所拥有的对其他农村地区的书面了解；既看到农村的自然凋敝和人为摧残，也看到了工业化的巨大魔力，以及隐含其中的贪欲魔鬼；既有亲历，也有旁观；既有切身的利益关联，也有退后一步的冷静思考。

　　这也是我对于建嵘《访法札记》这本书感兴趣的原因。

　　于建嵘在这本书里，主要介绍了欧洲农业大国法国的农村和农业生活，尤其是法国政治体制中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我印象最深的是，同样是农业大国，法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之高，其对法国乃至欧盟政治影响之大，是中国社会完全无法理解和想象的。《访法札记》介绍说，2007年，法国农户不足60万家，农业人口仅占法国劳动力总数的3%，农业产值大约63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但是，法国农民却是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中的一支。

　　于书援用法国社会学家埃尔维厄·贝特朗的观点：“要想在法国当个杰出的政治家，你必须一脚踏在巴黎，一脚踏在农村”。

　　于建嵘书中提到，听法国人说，在法国要当选总统，就要喜欢喝酒、女人和农民。尽管是调侃，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法国的政治现实。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乡村人口数量是7275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5.1%；2007年农业生产总值达到289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1%。但是在中国，尽管每年政府新年的第一号文件都给了农村，农村的情况却越来越不容乐观。

　　何以法国农业产值比重那么小，农业人口那么少，也没有每年一道一号文件保驾护航，但法国农民却如此深地影响着法国政治？

　　《访法札记》告诉我们，这与法国农民高度的组织化紧密相关。

　　法国的工人和农民可以同时加入不同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各组织之间有一定竞争性。这些组织向上为会员争取权利，向下做好会员服务，谁能更好地为会员服务，维护会员的权益，会员就多。

　　《访法札记》介绍，法国主要有四种农民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公会、农民协会、农业议会，还有其他一些制度化的设计，比如申诉专员制度，来保障农民权益。申诉专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制度，听起来有些像中国的信访制度，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它的力量来自媒体。如果行政部门不配合，不提供应该提供的有关资料，申诉专员可以诉诸舆论，予以公开说明，进行宣传。“这是我们的武器，是个原子弹”，一旦到媒体告发他们，这个部门也就完了。

　　这就是法国农民影响力大的奥秘所在：有利益的博弈和表达，也有相应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各级机构中的代表出身农民，关心自己的切实利益，还有媒体的监督，等等。

　　而在中国农村，虽然今天在各级组织里，也有农民代表，但是，很难发现真正代表农民利益，为农民说话的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也就自然日益衰落凋敝，但是，今天中国农村的衰落，基本不是自然过程。

　　原子化的个人，如何与政治、工业化、城镇化相抗衡？这是中国农村的本质问题所在。除此之外，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农村衰落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流动性加剧后，那些离开了土地的人，在城市很难落脚，又回不得故乡。那些人中的年轻一代，受过一定教育，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祖辈那样甘愿忍辱负重。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漂在社会上，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和命运。

　　著名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在1999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来临》一书中曾悲观地预言：“随着难民流动加剧以及全球范围内农民涌入城市——把城市变成了大乡村——国界的意义减弱了，此后更多的权力落入了教育程度较低、较没文化的群体之中。”

　　中国来自农村庞大的年轻打工群体，与《访法札记》中谈到的巴黎郊区骚乱主体是来自非洲裔的穆斯林移民不同，也与卡普兰提到的难民不同，他们本来就是这个国家的人，祖祖辈辈都是，但却无法享有应有的权利，这才是可怕的隐患——“环境稀缺性会闪动现存的仇恨并影响权力关系”，卡普兰警告说。

　　可以说，《访法札记》一书虽然谈的是法国农村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却是“他山之石”，值得真正关心中国农村、关心中国农民，也包括关心自己命运的人了解，尤其是值得那些决定政策的人了解。

　　《访法札记》的内容为2007年作者访法时所留存，直到今天才出版。

　　朱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