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斗罹难者墓群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武斗罹难者墓群
- 发布时间:2010-08-04 10:28
1992年出狱后，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来墓地的荒草和杂树中坐一会。这里埋着他的战友。这些年，他亲眼看到石制墓碑上的扑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风化殆尽。而他自己，这个“文革”时期的重庆武斗组织“8·15”派“政委”。也已经老了——1976年，因“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周家瑜入狱16年。
现存的墓园地面建筑，可以佐证周家瑜他们当年信仰的赤诚。多数合葬墓的主体设计是模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碑身、碑顶一般都饰有“8·15”派的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模仿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销两派的总部，并收缴武器，大规模的武斗才停止。但两派的基层组织保留了下来，继续运转，所以。死亡生产线一直运作到1969年1月才结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识青年都下乡了。
在这块不大的墓园里，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尸体，绝大多数是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年轻人。
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
周家瑜并不觉得当年的武斗有什么错误。“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烈士一样，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他是武斗存活者中，“坚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当年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周家瑜、郑志胜两人卷入血腥武斗并成为一派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关心政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说。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
郑志胜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样。郑校长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我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许多年后，郑志胜感慨道。重庆当地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亲历者提供的武斗发展脉络是：第一次武斗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械斗，但并无人员死亡，可是血腥却被激活。此后的半年内，长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记载的死亡，发生于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级，7月7日，嘉陵江大桥的一次武斗时，“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击伤数名“8·15”成员。随后，武斗迅速过渡到热兵器时代。
即使武斗最血腥的时候，“8·15”和“反到底”的高层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一切看起来像是游戏——周家瑜和“反到底”的黄廉、邓长春是好朋友，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有事还互相帮忙。
但他们领导的两大组织，每天都在屠杀着对方。
作为武斗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周家瑜的经历说明：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保护毛主席来参加武斗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经打击过自己的司法机关的反。”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没有人怀疑过战斗的意义，或者思考过局势的复杂。2000年后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王佑群，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 “看到邻居的大姐姐们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说的‘飒爽英姿’，很羡慕，盼望着长大后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被消解的“崇高”
撬棍、炸药和有意无意的遗忘与冷漠一点点地消解掉40年前的怪诞“崇高”。
沙坪坝公园这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并不是重庆最大的，也不是惟一的。武斗结束后，几乎每个工厂学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曾钟、陈晓华二人的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当时七区三县，与此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一共有二十多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到1970年代后期，沙坪坝公园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已经是重庆市惟一的一座较大规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顾城跟父亲顾工到重庆采风，他意外走进这片年代并不久远，却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荒坟。他留下了最早对红卫兵进行反思的诗作《红卫兵墓》：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盖了坟碑。
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依旧在地下长睡。
但在顾城用笔解构武斗“可笑的自豪”之前，附近的农民，已经开始用他们的撬棍解构纪念碑上赤色的崇高话语了。从1972年开始，邻近村子的农民便越过墓园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进来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或者盖猪圈。
历史已经在顾城的笔和农民的撬棍下展现出它的残酷。不管当年的这些年轻人是以何种热情、为一种崇高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不到10年，这种崇高便已经支离破碎了。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必须面对父辈的历史
对于那些亲历过武斗的人们，不管是“死硬派”还是“反思者”，都希望历史能以此为契机，给40年前那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一个中肯的评价。
伴随墓园的衰败破碎。当年那段历史也在时间的流逝与人们的集体遗忘之中逐渐模糊。当年经历过武斗的当地知识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仅有的中坚力量。
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发现墓碑风化严重，开始和刘凯娟、贺洪志等8人抄录墓地碑文。
2005年，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曾钟开始在墓地蹲守，进行穷尽式调查：就是在墓地等着，有人来上坟，就和他聊，然后这些死者家属就会一个传一个，帮他收集资料。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最有效。
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后就一直没刻字。曾钟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人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四川美院摄影教师田太权被认为是用镜头解读这个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进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个中午。“围墙外面阳光灿烂，但墓园里面却一片阴森，破损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我一下子感到，那么青春那么美的生命。就这样掉入了死亡陷阱。”
有一天下午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意外地闯了进来。——老师以为这里是一个烈士陵园，他带孩子们来接受传统主义教育，但进来之后却发现是一处“文革”武斗罹难者基群，便赶紧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田太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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