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世界博览会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梁启超
  • 发布时间:2010-08-04 10:36
  “1962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了。会议规模惊人的庞大。不仅是上海市区,连江北、吴淞口、崇明岛都是会场。除去物品的展出,更有各种宗教与学术的交流。这一年,也是中国维新50周年的纪念。首都南京举办盛大的庆典,英国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菲律宾、匈牙利的总统及夫人,及其他强国的钦差大臣,都前来道贺,签署了万国太平条约。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是梁启超幻想的世界。在此刻陷于忙碌、喧闹的上海,阅读《新中国未来记》充满了莫名的趣味。随处可见吉祥物海宝,一个接一个的建筑工地。现在的上海,就像2008年的北京一样。为一场盛大集会而过度紧张与兴奋。这是梁启超曾经想像的那个世界博览会吗?

  出版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也是梁启超一生中惟一的小说尝试。那一年他29岁,却已饱经世事,再没有一位同代人像他那样领略过人生的辉煌与低谷。经历过思想上如此戏剧性的转折。

  1873年,他出生于离广州城不远的一个乡村读书人家。那是个古老、缓慢而安静的世界,尽管古老的帝国正面临着内部溃烂和西方的冲击,但这影响到来得仍是细微而迟缓。一个像他这样的孩子,学习儒家经典、参与科举考试,是不容置疑的人生道路。

  他是个早熟的孩子,10岁就有了神童的美誉,16岁中了举人。主考官必定是惊异于他的才华,将其堂妹嫁给了他。但之后,或许他的才华更加灿烂,但运气却消失了。18岁前往北京参加争夺进士的会试,却名落孙山。不过,失败的北京之行却帮助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在回家路经上海途中,他买到了一本《瀛环志略》,它是中国最早、最全面的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比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详细充分。这是一次令人惊异的阅读——原来中国之外还有五大洲各国。

  传统中国的世界观正在崩溃。也是这一年。梁启超遇到了年长他15岁的康有为。后者已经32岁,却仍只是秀才,于是他也决心反叛旧传统。他到过香港,购买过世界地图和各种西方翻译书籍。他也讥讽正统学派,蔑视僵化的八股文,准备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诠释儒家传统,他力图让那些熟读经典的人相信,他们都搞错了,孔子信奉的是变化与发展,而非固守传统。

  梁启超决定跟随这位举止狂狷的老师。甲午战争,将这一对师徒推到舞台中央。败在长期被轻视的日本人手中,中国陷人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而这危机则又迫使中国从梦中醒来,决心改变。一开始,梁启超只是一位跟随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和主要助手,他参与了“公车上书”,连夜抄写老师的文章,以抗议《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一行为算不得离经叛道,东汉年间的大学生就不断用这样的集体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意志。

  这一行为没有改变割让台湾、巨额赔偿的悲剧,却让康有为和梁启超获得了他们在科举制中无法获得的中心感。他们接下来的行为,不再是传统的士大夫,而更像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组织社团“强学会”,创办报纸,影响舆论,而梁启超的天才也开始展现出来——他是个天生的舆论制造者。善于以文字激励人心。一种显著的变化正在形成,民间力量第一次借助现代印刷术,造就出一个宽阔的公共平台,发言者获得了比庙堂之中更广泛的影响力。

  他们成为了1898年短暂变革的领导性人物。新知识让他们获得了权力,但与权力的蜜月期实在短暂,在持续了一百天激情洋溢却又肤浅急躁的努力之后,变革戛然而止,一些人断送了生命。而这一对师徒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流亡暂时压抑了梁启超的政治能力,却激发起他的智力冒险。在前往日本的轮船上,他就开始学习日语,并动手翻译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流亡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志士红莲,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留学费城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这四个人物的相逢,上演的是故国沦亡与重建国家的悲情与抱负,其间又有儿女情长。时代背景囊括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中日战争等诸多重大事件。

  正深感故国飘零的梁启超深深为此触动,写一本类似的小说的念头开始兴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在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中以他标志性的夸张语气写道。维新的失败经历,让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意识到,改变中国无法依赖最高权力者的意志,而要改变的是整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小说要承担这个重任,因为每个人都能读得懂它。既然状元宰相、才子佳人、狐仙鬼怪可以通过话本小说深入人心,那么民族国家、物竞天择、君主立宪这些新思想,也一定可以通过新的小说形态来传播。伏尔泰是梁启超心目中的英雄,他凭借小说和戏剧,改变了整个法国的风俗。

  《新中国未来记》分5期连载在《新小说》上。或许在很多方面它不像是小说,而是政论家的狂想曲。通过孔博士在1962年世博会上的回顾演讲,梁启超臆想了一个中国的建国与复兴过程。1902年至1962年,60年被划分成6个时代,中国逐渐从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共和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促成这种变化的三种主要力量是:外国的欺凌唤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心;民间志士的不懈努力;皇帝的自省,让权于民。而小说的两位主人公黄克强与李去病的游历与辩论,则把读者带回到20世纪初那个慌乱、躁动、血性又雄心勃勃的年代。遗憾的是,它没有写完,五回之后戛然而止,梁启超去忙着做那些他认定更紧要的事情去了。

  但是这本如今很少被阅读的作品,却富有预见性地奠定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基调——在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时代里,中国如何建国、赢得独立与尊重。按照文学评论家李欧梵的观点,它很可能是中国惟一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建国小说,它提供了一个国家生长所需要的神话,而这神话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国家的强大压倒了任何其他目标。

  历史总是充满了嘲弄。到了梁启超热烈憧憬的1962年,整个国家其实仍生活在大饥荒的边缘。历史也充满了遗忘和重复,不知2010年的世博会上,主办者该怎样回顾这一个世纪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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