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恶的吃相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要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一生下来就吃不饱，所以我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被饿死的。

　　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人们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一车煤块，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下边嚼煤，咯咯嘣嘣一片响。老师说你们在吃什么，我们一张嘴都乌黑。老师批评我们：“煤怎么能吃呢？”我们说：“香极了，老师不信吃块儿试试。”老师是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有一个女生讨好地把煤递给俞老师，俞老师先试探着咬了一点，品滋味，然后就咯嘣嘣地吃起来了。她也说很香。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去年我见到王大爷说起这事，王大爷说：“你们的屎填到炉子里呼呼地着呢。”幸亏国家发了救济粮来，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们每人杏核大一块，嚼着，舍不得咽，舍不得咽就没了，好像在口腔里化掉了。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两斤豆饼一气吃下去，口渴了猛喝水，豆饼发开，胃和肠子被胀破了，孙家爷爷死了。

　　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人的肠胃薄得像纸一样，一点儿脂肪也没有。大人有水肿，我们一班小孩都挺着个水罐一样的大肚子，肚皮似乎透明，绿色的肠子在里边也蠢蠢欲动。都特别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八大碗野菜汤。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生产队的玉米田里去找一种玉米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了，撒上盐，拌蒜吃，也是鲜美无比，味道好极了。

　　后来生活渐渐好起来，这时已是“文革”后期了。

　　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二百九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令人心惊的数字。分了那么多钱，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猪肉，也许更多一点，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了。还觉不够，母亲又把她碗中的肉分给了我。吃完了，胃承受不住，一股股的荤油往上涌，嗓子眼儿像被刀割着一样疼痛，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做大馒头，半斤干面一个，我的纪录是一顿饭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到七个。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时，精粉的小馒头，我一次吃了八个，肚子里还有空，但不好意思再吃了。炊事员对食堂管理员说：“坏了，来了个大肚子汉。”管理员笑笑，说：“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拳大的馒头，我一顿饭只吃两个就够了。而现在，一个就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是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不够似的抢，也不管别人的目光怎样看着我。

　　吃饱了也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少吃一点呢？让人觉着我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饭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埋头苦干。我感到自尊心很受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但下次人家那些有身份的人依然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样。我的自尊心又被伤害了。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到别人面前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响，眼光不恶，筷子拿在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气坏了。因为我努力使吃相文雅时观察到那些攻击我的公子王孙小姐太太们吃起来像河马一样，吃饱时才文雅。于是怒火便在我胸中燃烧，下一次去吃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之类的玩意儿，我端起盘子，拨一半在我碗里，不顾烫坏口腔黏膜吞下去，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又把盘子里的全拨来，吃掉，他们却友善地笑了。

　　我回想三十多年有关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儿，拱点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最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不灵光了。

　　【选自莫言著《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版】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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