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不作媚时语

　　2015年3月23日，虞丹（蒋文杰）先生驾鹤西去，我国杂文界又痛失一名宿将。

　　虞丹与杂文结缘，是从读鲁迅杂文开始的。念初中时，他就喜欢读鲁迅杂文。当时汉口书店没有鲁迅的杂文集，他就托一位同学在邮局工作的叔父从上海买来《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末集，爱不释手。1937年抗战爆发后，虞丹与曾卓两人在汉口《时代日报》编辑杂文周刊《新语》，他写杂文便是从这时起步的。四十年代，风华正茂的虞丹在《南方日报》、《东南日报》当编辑时，发表了三四百篇杂文，呼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专制”。1947年7月，蒋介石封闭《新民报》后，虞丹转移到香港《文汇报》工作。解放后，虞丹回上海担任《新民晚报》总编辑，“千字文”几乎天天一篇。1955年，虞丹因“胡风分子”曾卓而受株连。经审查“无事”后，又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办公厅工作，曾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的秘书。虞丹自我调侃：“我一辈子与‘杂’有缘分。搞新闻工作什么都要懂一点，但不精；当第一书记的秘书，他什么都要管，我也跟着什么都要了解一些，因此也颇为‘杂’。命中注定我是一个写杂文的材料。”

　　“文革”十年，“一道同风，万喙息响”，杂文园地一片荒芜。新时期杂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复苏，到八十年代全面繁荣，一批杂文家本着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用杂文革故鼎新，激浊扬清，匡正时弊，弘扬真理，再现杂文的批判战斗作用。而虞丹就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他相继出版了《当代杂文选·虞丹之辑》、《做官与做人》、《刀与笔》、《聚砂集》、《探锦瑟》，《中国杂文（百部）·虞丹卷》、《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收入其《列宁的豁达》、《恽逸群耻为乡愿》等五篇佳作。

　　虞丹重返杂文界，其锋芒主要是针对“文革”的。谈论现状，不忘“文革”的流毒；反思历史，也每每从“文革”入手，聚焦封建愚昧、帝王专制、教条主义、抱残守阙等时弊，痛击七寸，入木三分。如《缚舌、断舌和断喉》以张志新被惨害为个案，鞭笞“四人帮”以“下劣凶残”的手法对待“坚持真理者”；《被民主遗忘的角落》批判“文革”中普遍存在的“皇权崇拜”，断言“这是不可忽视的国情中‘半封建’那一半”；《王夫之画风派》直击以康生为代表的“文革”红人，实为民族罪人。

　　虞丹确实不是整天坐在书斋里恂恂如也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学者，他“为文不作媚时语”，反对盲从和迷信，提倡独立思考，以思索与探求为杂文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如《哲学家当皇帝》力倡民主思想，不以“精英政治”为然：“专制政治固然是人治，精英政治何尝不是人治？”《莫当家族英雄》分析我国虽然进行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清算宗法伦理的历史任务尚未彻底完成”；正当人们喜迎二十一世纪时，他写下了《向谁告别》一文，认为：“在迎接新世纪时，有一点是永不会改变的，它仍然是人民的世纪，仍然是人民告别贵族老爷的世纪。”文末发出“拜拜，精神贵族！”的时代强音。

　　说杂文家是“预言家”并不为过。基于精微的观察和深邃的思维，其真知灼见往往富有前瞻性。如1986年，《阿Q似的革命党人》一文，虞丹从独特的视角分析阿Q患有“以权谋私病”，提出“以权利约束权力”--“主人有权管公仆”的观点；1993年，《举错了旗帜》一文，以表彰陶行知办学思想入手，针砭“重建设轻教育”的流弊，力主“重视农村教育”；1994年的《“精英淘汰机制”》，已经提出了类似今天“健康政治生态”与“良好从政环境”的大问题；1996年，社会上还在顾及“纠正不正之风”时，虞丹的《治吏》就提出了“反腐败”的命题--足见其良知和睿智。

　　杂文若没有思想，便会流于肤浅；若没有文化品位，便会枯燥乏味。虞丹的杂文融汇古今中外，寓说理于讲史叙事之中，读来甘之如饴，读毕如醍醐灌顶。他以丰富的创作实绩履践了自己的诺言：“写杂文最重要的一条是要说真话，要有自己的语言，要抒发自己的心声。”

　　晚年的虞丹尽管年迈多病，创作力式微，但他还是密切关注着杂文界，还是鼓励后辈多创作杂文。他常说：“我老了，杂文却不能老，也不会老，要薪火相传啊！”

　　【原载2015年6月（上）《杂文月刊》】

　　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