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悲喜剧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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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7:22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快一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五四”运动风云渐散后，那群被写入历史的“五四青年”，或投身革命实践，或专心学术探索，或寻找“幸福生活”。
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了“五四运动”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后人或研究者，探寻这些觉醒后的“五四青年”的人生悲喜剧。
反思者罗家伦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北大学生罗家伦靠在一张长桌旁，为了下午的运动，匆匆草拟此文。原计划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1点才印了2万份，马上拿到街头散发。
这份“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第二天下午3点，学生全体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各学校3000多名代表参加，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通电罢课的决议。罗家伦在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被推为学生界代表。
“父亲充沛的精力，炽热的感情，蓬松的头发，沙哑的嗓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告诉本刊记者。
现居美国的罗久芳，退休前是美国州立西雅图中央社区学院教师，近期正在写一本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
谈“五四”绕不过罗家伦，不仅因为他起草了宣言，“五四运动”一词也是他最早使用的，而且他还归纳过“五四精神”。
“‘五四’刚刚过去三个星期，父亲就在上海的《每周评论》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总结了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就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觉的精神’。”罗久芳说。
不过，一年后，罗家伦就开始反思这次运动。
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罗家伦在《新潮》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一方面肯定学生运动——“五四之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同时认为，“罢课”“三番五次地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并指出学生运动失败之处，主要是“做群众运动而没有群众”，不了解劳苦大众的生活和困难，所以没得到他们的支持。
“父亲主张，在中国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以前，学生所能贡献社会的，是专心去研究真的学问，翻译国外有价值的著作，以期建立思想改革的基础。”罗久芳这样解释罗家伦一年内的巨大转变，“五四以后他与许多亲密同伴都先后出国深造，因为他们深信，建立新文化必须从学术研究做起。”
在罗家伦去世的前两年（1967），他写了一篇《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再一次说明他对“五四”的看法：“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要从思想现代化做起。”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快一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罗久芳说。
浪漫主义诗人闻一多
1919年5月5日清晨，地处北京城郊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前一天晚上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学生们，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抄着岳飞的《满江红》。
就在5月4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游行时，20岁的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
此次会议上，闻一多当选学生代表，食堂门口的《满江红》就是他连夜手书而成的。7日，学生代表团成立，闻一多在秘书部工作。
6月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遭到政府镇压，清华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闻一多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行前带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品，做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之后召开的学联常会。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与罗家伦不同的是，此后闻一多更认可“五四运动”是青年政治运动，并且肯定运动后期政治力量的介入。
“爱国当时是‘五四青年’的主流，爱国是不分党派的，因为当时中国是南北政权，北洋军阀是反动的，南方的国民党是革命党，要北伐的，他是从国家利益考虑，拥护孙中山。”闻一多嫡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1922年，闻一多到美国留学，渐变为一名国家主义者。
“‘五四’时期有三种思潮。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种是国家主义，还有一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讲究组织，自由主义讲究个人。闻一多到美国留学后，觉得中国被欺负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变成国家主义者。”闻黎明说。
1925年闻一多回国后，渐渐与政治疏离，埋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直到1945年公开站出来反对国民党。
在1944年的“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时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阐述了自己对国民党认识的转变：“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问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没有民主？”
“闻一多当时是西南联大教授。那时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已经很不像样了，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联合政府，毛泽东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闻一多开始慢慢接近共产党。”闻黎明说。
1945年的“五四”纪念、“七七”纪念，闻一多都积极参加了，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介入的不多，主要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吴晗。西南联大的“民主堡垒”的称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这位奔放的浪漫主义诗人，自“五四”点燃的崇尚爱国、民主的火焰，从未在胸中熄灭。虽然他的政治见识未必高明，但是他一生忠于自己的信仰：爱国和民主。
“他一直真诚地相信‘五四精神’是中国的一贯精神，每年的‘五四’纪念都非常积极，认为青年政治运动精神应该继承和弘扬。”闻黎明说。
“出走的娜拉”庐隐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庐隐经常这样说。
1919年秋天，20岁的庐隐以旁听生的资格考取了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五四运动”余温尚存，而关于妇女解放的话题还在继续。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给了中国女性极大的勇气去争取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各地报刊时见有女子反抗包办婚姻、自杀抗婚或主动离婚的报道。
在李大钊的伦理课上，庐隐就曾大胆提问：“在两性关系中总是强调女性的贞操，那么，男性有没有贞操问题呢？”
庐隐的这种“叛逆性”，从她的第一段婚约就开始了。
庐隐17岁时，一个叫林鸿俊的远房亲戚对她非常爱慕，庐隐本来对他只有友谊和同情，但当母亲以对方没有前途拒绝求婚后，她却因为要跟母亲唱对台戏，决意接受这份感情，并定下婚约。
林鸿俊大学毕业时，庐隐正在女师大接受新教育，热衷于社会活动，勤奋写作。林温和地劝庐隐“女人不必管社会上的事情”，并表示准备投考文官。业经“五四新文化”熏陶的庐隐感到不能容忍这样“平庸”的人作丈夫，坚决与之解除了婚约。
从反抗父母，到因为“志不同道不合”而解除婚约，庐隐第二次做了“娜拉”。
1921年前后，庐隐与北大高材生郭梦良恋爱。但郭梦良家里有父母包办的妻室，并无离婚之望，但庐隐依然决定与他结婚。此时她已是小有名气的女作家。
上世纪20年代，虽然妇女解放思潮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已有传播，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与未婚夫解除了婚约的女人，又要嫁给一个已有妻子的男人，仍然惊世骇俗。
“我们容易被庐隐迷惑，觉得她是一个很先锋的人。实际上，她身上新旧参半，传统的情感很强烈，内心很矛盾。”上海女作家蒋丽萍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1990年，蒋丽萍的一位朋友拿来一叠手稿，作者是著名《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程是庐隐在女高师的同学，当时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并称“四公子”，名噪京华。这“四公子”就是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中四个女主人公的原型。而程俊英的手稿写的就是“四公子”在《海滨故人》之后的故事，是当时已90岁高龄的程俊英的回忆录。
蒋丽萍为手稿中四位“五四女生”后来的人生故事深深吸引，之后多方走访，把程俊英的手稿改成小说《女生 妇人》。
蒋丽萍告诉本刊记者，庐隐与没有离婚的郭梦良结婚，有一个说辞——郭梦良叔叔家没有男孩，因此，按照传统，郭梦良可以娶两房太太，不分大小，其中一位算是给叔叔家传宗接代，名为“双祧”。
“答应双祧，实际上就是妥协了，到了郭梦良的福建老家，大老婆就在眼前，公婆也不喜欢她，这个刺激很大。”蒋丽萍说。
妥协换来的婚姻非常短暂，仅有两年，1925年，郭梦良生肺病去世。
1928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比她小8岁的诗人李唯建。在李唯建的热烈追求下，1929年再婚。
“李唯建是被她名气吸引，因为当时女作家很少，她又很出名。但感情不能当饭吃，后来他们必须面对社会，实际上是庐隐自己去面对社会。”蒋丽萍说。
庐隐夫妇辗转到了日本，又因经济困窘回国，定居上海。
李唯建一直没有工作，“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印书馆工作，有人说他是庐隐的‘小男人’，他不高兴，就不干了。”蒋丽萍说。
婚后生活经济来源完全依靠庐隐，当时他们住在上海的愚园路，因为是名作家，还要保持中产阶层的生活。
“传统女人该干的，她一样都没少干。同时在外面工作，当老师，业余还要写作。作家、教师和贤妻良母，三个角色做得都不错，但对她来说非常沉重。”蒋丽萍说。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个由鲁迅提出的设问，在当年曾经激起很大的争论。勇敢坚强如庐隐，也不得不同时承担新旧女性的双重角色，心力交瘁。
当年的出版家赵家壁在回忆录中说道，当时的庐隐脸色非常憔悴。而在程俊英回忆录中，她当时去看庐隐，她穿着非常艳丽的衣服，而程俊英知道庐隐以前一直喜欢青灰色的装扮。
“除了在物质上负担整个家庭，她还要保持女人的吸引力，因为李唯建比他小很多。”蒋丽萍说，“即使如此，婚姻还是出现了危机。”
根据程俊英的回忆手稿，李唯建后来与弄堂里的一个舞女有了交往。
“看起来很前卫，但是很多问题，还是传统问题。是从超越时代开始的，最后还是落在了传统的窠臼。”蒋丽萍感慨。
1934年，年仅35岁的庐隐难产早逝，一位“五四新女性”匆匆走完人生。
当年的“四公子”中，只有程俊英活到了1949年后。
王世瑛，读书时与郑振铎相爱，感情甚笃，但因郑家境穷困，王世瑛在家庭压力下改嫁他人，后来也死于难产。她死后，郑振铎每年都会给她扫墓。
陈定秀，家境富裕，父亲是苏州商人，自由恋爱嫁给美国留学归来的程俊英的叔叔，并把家族产业交给丈夫打理。但她的婚姻只抄袭了新式婚姻的外壳，丈夫很快有了外室，而陈定秀并没有提出离婚，独自抚养几个孩子，最后在忧郁中死于癌症。
蒋丽萍说自己写完小说上部《女生》（主要写“四公子”的大学生活），程俊英让小女儿读给自己听，听完低声道：“真是像做梦一样啊??”。
1993年，当蒋丽萍刚完成下部《妇人》，93岁的程俊英即去世。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说，“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是，反叛家庭，毅然出走，追求自由的爱情，并自主婚姻，但婚姻却成了她们“解放”的终止。
正如觉醒后的“五四青年”们探索国家的富强民主之路依然没有结束，寻求个体生活的幸福之路也在继续。
……
“五四”运动风云渐散后，那群被写入历史的“五四青年”，或投身革命实践，或专心学术探索，或寻找“幸福生活”。
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了“五四运动”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后人或研究者，探寻这些觉醒后的“五四青年”的人生悲喜剧。
反思者罗家伦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北大学生罗家伦靠在一张长桌旁，为了下午的运动，匆匆草拟此文。原计划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1点才印了2万份，马上拿到街头散发。
这份“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第二天下午3点，学生全体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各学校3000多名代表参加，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通电罢课的决议。罗家伦在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被推为学生界代表。
“父亲充沛的精力，炽热的感情，蓬松的头发，沙哑的嗓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告诉本刊记者。
现居美国的罗久芳，退休前是美国州立西雅图中央社区学院教师，近期正在写一本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
谈“五四”绕不过罗家伦，不仅因为他起草了宣言，“五四运动”一词也是他最早使用的，而且他还归纳过“五四精神”。
“‘五四’刚刚过去三个星期，父亲就在上海的《每周评论》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总结了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就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觉的精神’。”罗久芳说。
不过，一年后，罗家伦就开始反思这次运动。
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罗家伦在《新潮》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一方面肯定学生运动——“五四之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同时认为，“罢课”“三番五次地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并指出学生运动失败之处，主要是“做群众运动而没有群众”，不了解劳苦大众的生活和困难，所以没得到他们的支持。
“父亲主张，在中国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以前，学生所能贡献社会的，是专心去研究真的学问，翻译国外有价值的著作，以期建立思想改革的基础。”罗久芳这样解释罗家伦一年内的巨大转变，“五四以后他与许多亲密同伴都先后出国深造，因为他们深信，建立新文化必须从学术研究做起。”
在罗家伦去世的前两年（1967），他写了一篇《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再一次说明他对“五四”的看法：“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要从思想现代化做起。”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快一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罗久芳说。
浪漫主义诗人闻一多
1919年5月5日清晨，地处北京城郊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前一天晚上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学生们，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抄着岳飞的《满江红》。
就在5月4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游行时，20岁的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
此次会议上，闻一多当选学生代表，食堂门口的《满江红》就是他连夜手书而成的。7日，学生代表团成立，闻一多在秘书部工作。
6月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遭到政府镇压，清华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闻一多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行前带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品，做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之后召开的学联常会。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与罗家伦不同的是，此后闻一多更认可“五四运动”是青年政治运动，并且肯定运动后期政治力量的介入。
“爱国当时是‘五四青年’的主流，爱国是不分党派的，因为当时中国是南北政权，北洋军阀是反动的，南方的国民党是革命党，要北伐的，他是从国家利益考虑，拥护孙中山。”闻一多嫡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1922年，闻一多到美国留学，渐变为一名国家主义者。
“‘五四’时期有三种思潮。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种是国家主义，还有一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讲究组织，自由主义讲究个人。闻一多到美国留学后，觉得中国被欺负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变成国家主义者。”闻黎明说。
1925年闻一多回国后，渐渐与政治疏离，埋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直到1945年公开站出来反对国民党。
在1944年的“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时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阐述了自己对国民党认识的转变：“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问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没有民主？”
“闻一多当时是西南联大教授。那时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已经很不像样了，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联合政府，毛泽东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闻一多开始慢慢接近共产党。”闻黎明说。
1945年的“五四”纪念、“七七”纪念，闻一多都积极参加了，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介入的不多，主要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吴晗。西南联大的“民主堡垒”的称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这位奔放的浪漫主义诗人，自“五四”点燃的崇尚爱国、民主的火焰，从未在胸中熄灭。虽然他的政治见识未必高明，但是他一生忠于自己的信仰：爱国和民主。
“他一直真诚地相信‘五四精神’是中国的一贯精神，每年的‘五四’纪念都非常积极，认为青年政治运动精神应该继承和弘扬。”闻黎明说。
“出走的娜拉”庐隐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庐隐经常这样说。
1919年秋天，20岁的庐隐以旁听生的资格考取了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五四运动”余温尚存，而关于妇女解放的话题还在继续。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给了中国女性极大的勇气去争取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各地报刊时见有女子反抗包办婚姻、自杀抗婚或主动离婚的报道。
在李大钊的伦理课上，庐隐就曾大胆提问：“在两性关系中总是强调女性的贞操，那么，男性有没有贞操问题呢？”
庐隐的这种“叛逆性”，从她的第一段婚约就开始了。
庐隐17岁时，一个叫林鸿俊的远房亲戚对她非常爱慕，庐隐本来对他只有友谊和同情，但当母亲以对方没有前途拒绝求婚后，她却因为要跟母亲唱对台戏，决意接受这份感情，并定下婚约。
林鸿俊大学毕业时，庐隐正在女师大接受新教育，热衷于社会活动，勤奋写作。林温和地劝庐隐“女人不必管社会上的事情”，并表示准备投考文官。业经“五四新文化”熏陶的庐隐感到不能容忍这样“平庸”的人作丈夫，坚决与之解除了婚约。
从反抗父母，到因为“志不同道不合”而解除婚约，庐隐第二次做了“娜拉”。
1921年前后，庐隐与北大高材生郭梦良恋爱。但郭梦良家里有父母包办的妻室，并无离婚之望，但庐隐依然决定与他结婚。此时她已是小有名气的女作家。
上世纪20年代，虽然妇女解放思潮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已有传播，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与未婚夫解除了婚约的女人，又要嫁给一个已有妻子的男人，仍然惊世骇俗。
“我们容易被庐隐迷惑，觉得她是一个很先锋的人。实际上，她身上新旧参半，传统的情感很强烈，内心很矛盾。”上海女作家蒋丽萍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1990年，蒋丽萍的一位朋友拿来一叠手稿，作者是著名《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程是庐隐在女高师的同学，当时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并称“四公子”，名噪京华。这“四公子”就是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中四个女主人公的原型。而程俊英的手稿写的就是“四公子”在《海滨故人》之后的故事，是当时已90岁高龄的程俊英的回忆录。
蒋丽萍为手稿中四位“五四女生”后来的人生故事深深吸引，之后多方走访，把程俊英的手稿改成小说《女生 妇人》。
蒋丽萍告诉本刊记者，庐隐与没有离婚的郭梦良结婚，有一个说辞——郭梦良叔叔家没有男孩，因此，按照传统，郭梦良可以娶两房太太，不分大小，其中一位算是给叔叔家传宗接代，名为“双祧”。
“答应双祧，实际上就是妥协了，到了郭梦良的福建老家，大老婆就在眼前，公婆也不喜欢她，这个刺激很大。”蒋丽萍说。
妥协换来的婚姻非常短暂，仅有两年，1925年，郭梦良生肺病去世。
1928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比她小8岁的诗人李唯建。在李唯建的热烈追求下，1929年再婚。
“李唯建是被她名气吸引，因为当时女作家很少，她又很出名。但感情不能当饭吃，后来他们必须面对社会，实际上是庐隐自己去面对社会。”蒋丽萍说。
庐隐夫妇辗转到了日本，又因经济困窘回国，定居上海。
李唯建一直没有工作，“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印书馆工作，有人说他是庐隐的‘小男人’，他不高兴，就不干了。”蒋丽萍说。
婚后生活经济来源完全依靠庐隐，当时他们住在上海的愚园路，因为是名作家，还要保持中产阶层的生活。
“传统女人该干的，她一样都没少干。同时在外面工作，当老师，业余还要写作。作家、教师和贤妻良母，三个角色做得都不错，但对她来说非常沉重。”蒋丽萍说。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个由鲁迅提出的设问，在当年曾经激起很大的争论。勇敢坚强如庐隐，也不得不同时承担新旧女性的双重角色，心力交瘁。
当年的出版家赵家壁在回忆录中说道，当时的庐隐脸色非常憔悴。而在程俊英回忆录中，她当时去看庐隐，她穿着非常艳丽的衣服，而程俊英知道庐隐以前一直喜欢青灰色的装扮。
“除了在物质上负担整个家庭，她还要保持女人的吸引力，因为李唯建比他小很多。”蒋丽萍说，“即使如此，婚姻还是出现了危机。”
根据程俊英的回忆手稿，李唯建后来与弄堂里的一个舞女有了交往。
“看起来很前卫，但是很多问题，还是传统问题。是从超越时代开始的，最后还是落在了传统的窠臼。”蒋丽萍感慨。
1934年，年仅35岁的庐隐难产早逝，一位“五四新女性”匆匆走完人生。
当年的“四公子”中，只有程俊英活到了1949年后。
王世瑛，读书时与郑振铎相爱，感情甚笃，但因郑家境穷困，王世瑛在家庭压力下改嫁他人，后来也死于难产。她死后，郑振铎每年都会给她扫墓。
陈定秀，家境富裕，父亲是苏州商人，自由恋爱嫁给美国留学归来的程俊英的叔叔，并把家族产业交给丈夫打理。但她的婚姻只抄袭了新式婚姻的外壳，丈夫很快有了外室，而陈定秀并没有提出离婚，独自抚养几个孩子，最后在忧郁中死于癌症。
蒋丽萍说自己写完小说上部《女生》（主要写“四公子”的大学生活），程俊英让小女儿读给自己听，听完低声道：“真是像做梦一样啊??”。
1993年，当蒋丽萍刚完成下部《妇人》，93岁的程俊英即去世。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说，“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是，反叛家庭，毅然出走，追求自由的爱情，并自主婚姻，但婚姻却成了她们“解放”的终止。
正如觉醒后的“五四青年”们探索国家的富强民主之路依然没有结束，寻求个体生活的幸福之路也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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