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医院:医生生态的另一个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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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2 09:42
台商医院50%的运营成本是医生的薪资,大陆公立医院的医生薪资约占总成本的20%。大陆的医生是属于医院的,而台商医院的医生与医院是合作者
“原来我们在大楼外立面上,是有‘辰新医院’标志的,就在‘电力医院’下面,在一次外墙清理中,我们的牌子‘掉’了下来,就再也没有挂上去过。”
指着路口一幅只有两个鞋盒大小的绿色指路牌,周明仁对本刊记者说: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辰新医院”四个大字,重新出现在医院外墙上。
这家位于上海延安西路的医院2003年初开业,由中国台湾联新医疗机构和上海电力医院合资建立,是大陆第一家台资医院。周明仁目前是辰新医院的副院长。
2008年3月,辰新医院举行五周年庆典的时候,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还专程从台湾赶来上海祝贺。
但这只是在台商圈子里的风光。尽管6年前就把大陆高端人士作为主要客户群,但直到现在,大部分去电力医院就诊的上海人还是不会注意到,同一栋楼里还有另一家医院的存在。
在辰新医院每月3000人的就诊量中,台商病人占了80%以上,“即使有本地人来,也主要是看儿科和体检。”周明仁说,虽然外界对台商医院的管理体制一片叫好,但医疗费用高和本土名医难找,仍然让台商医院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境地。
只能维持收支平衡
“贵”是让辰新医院难以吸引本地病人的主要原因。就在同一栋楼里,电力医院门诊挂号费是10元,而辰新医院的挂号和基本诊疗费是200元。
“除了儿科和体检,一般的大陆人并不会来辰新看病,看儿科是因为大人心疼小孩,图个方便,治病快,体检是因为医保不能报销,我们的服务好。”周明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很多时候,本地公立医院看病可以医保报销,一直是辰新医院无法追赶的优势,“虽然从看病总成本来说,我们实际上并不高。”
按照辰新医院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他们的收费与公立医院的外宾病患收费相当,普通感冒的挂号费、诊疗费、三天用药,大约收费300元。
而南京明基医院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是,其人均花费与南京市公立医院的差距更小,“胆囊切除手术、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手术的费用,只相当于三甲医院的一半”。南京明基医院的投资者是王永庆的台塑集团和李焜耀的明基友达集团。
但周明仁的说法,在很长时间内还是不被本地人认可,“大部分本地人一听说挂号费要200块,都会说好贵啊,这家医院一定想在我身上赚很多钱。”周明仁苦笑着摇摇头,实际的情况是,虽然一直号称是营利性医院,但辰新直到目前也仅仅是达到收支平衡。盈利,依然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医院运营成本50%是医生薪资
尴尬源于体制的不同。
“我们医院运营中,50%的成本是医生的薪资。”周明仁说,大陆公立医院的医生薪资约占总成本的20%,这是双方体制差异最重要的方面,因为这意味着“大陆的医生是属于医院的,而台商医院的医生,对于医院来说,是一个合作者的角色”。
事实上,这个困扰大陆医院和医生多年的问题,在台湾地区已经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在台湾,医生的薪资待遇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称为PPF算法。”上海鼎瀚医院院长黄宗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PPF算法的核心是一个业内统一的折算标准,医生的学历、经验、学术水平、临床经验等要素,都会被一定的公式折算成医生的基本薪资,“其中还会包括一个基本的看诊人数,比如,每个月要求最少看100个病人。”黄宗瀚说。
在完成基本看诊人数任务后,医生就能拿到基本薪资,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就要依靠诊费的提成。“多看一个病人,就多一份提成,而且,多看了100个病人,每个病人的提成比例就要比多看10个病人高。”黄宗瀚说,在鼎瀚医院,挂号费和初诊费是250元,“其中大概有100块要用于支付医生的薪资。”
对医生来说,高诊费提成的代价是“医药分开”。
“如果医生发现哪种新药医疗效果很好,可以报告给院长室,然后在医院的医务会议上作报告,由医药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就由医院的采购部门出面采购。”周明仁说。
这在医药厂商、推销员和医生之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台商医院,医管分开也是很明确的,行政管理是辅助医疗的,负责后勤、人事、财务、社区互动以及药品采购,而“医”,是只管看病、医疗培训、场所管理的。
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经济收益是:如果新药疗效的确很好,医院会对医生作一定的奖励。
另外,“一般医院也会给医生一定的药品回扣,但每种药的回扣比例都是一样的。”黄宗瀚说,在医生的整体收入结构中,相对于诊费提成,药品回扣的比例“非常小”。
这个体制决定了,医生提高收入将主要依赖于看病人数的增加,“治疗快、花费少,病人才会成为回头客,并给你带来更多的客人。”而多开药以增加医药提成的做法,既没有必要风险也太高。
“不仅医院会有定期的处方检查,药室在发药时也会做出评估,如果发现某些药开得不合理,当场就会打回。”周明仁说。
本地医生首先要学服务的理念
管理制度还不能解决台商医院最头疼的人才问题,医生的本土化难题,其实已经成了制约台商医院长期发展最重要的问题。
“在台湾,一个病人在老家病了,但那里没有我们的医院,我们就请了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去看诊,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周明仁说,在台商医院的机制中,多点执业已经让医生的流动正常化了。
但即使大陆医改已经提出探索研究对医生多点执业放开,周明仁依然对招聘本地医生有些“头疼”。
“新医改只是会从体制上解除医生对医院的依附关系,但实际上三甲医院里的那些名医却未必会领情。”辰新医院院办主任高春辉告诉本刊。
前几年,大陆医院对医生“走穴”要求非常严,遇上一些疑难杂症,辰新医院想请三甲医院一些专家来会诊都很难办到,专家为了“避嫌”都不愿来。如今,虽然辰新能以会诊的名义,邀请到一些专家看病,但“一些名老医,就是退休了,也不愿意转注册到我们这里”。
目前,辰新医院有186位员工,主任医师中,14人来自台湾地区,4名为外籍人士,大陆的医生为13位。
周明仁说,不是辰新不要大陆医生,而是大陆医生不愿来,尽管辰新医院的医生待遇,已经比联新集团在台湾开出的条件还要优厚。
用人民币折算,台商医院普通医生的月收入在1.6万至2.5万元人民币之间,对于大陆三甲医院里的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专家,“我们开的价,比在台湾的医学专家要高多了”。
可是,“公立医院的医生,未必没有这个收入,只是因为以药养医的制度而没有公开而已”。
何况,“病人看病和进庙烧香的概念一样,烧香的人是认庙不认和尚,哪个庙香火旺,去的人就多,所以对和尚来说,会念经也要待在大庙里,因为离开大庙,即使你再会念经,也未必有很多人听。”周明仁半开玩笑地告诉本刊记者。
在医疗行业里,医生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医院的基础之上的,“当一个医生在公立医院熬到高位的时候,高薪就已经不再是他冒险的理由了。”黄宗瀚说。
黄宗瀚让自己接受这个现实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在他的职业经历中,从上海辰新医院中医部创办人、部长、主治医师到台湾联新国际医疗集团传统医学事业部副总经理,再到现在的鼎瀚医院院长,他并没有感觉到太多阻力和犹疑。
而大陆医生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在公立医院的体制内,还存在着“学术梯队”的概念。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教学、科研资源都集中在公立医院里,一个公立医院的医疗专家去私立医院,首先要考虑的是,他现有的科研项目有没有衔接,他的学术研究能不能进行,而目前私立医院显然没有实力提供与公立医院相似的平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长青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台商医院的人才问题,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医疗资源的配置过度地向公立医院倾斜。
的确,“公立医院的医生,有学术地位,有职称,有学术交流的机会,还能获得学术认可,这些在台商医院基本都是没有的。”周明仁承认,台商医院的医生,很少会获邀参加医疗学术会议,这就是台商医院不仅挖不来老名医,就连中年医生也难挖到的根本原因。
对于台商医院的未来,黄宗瀚最忧心的是后续人才的培养,“三甲医院的医生不愿意出来,我们想送医生进去培训,人家也不接受,如果真想进三甲学习,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自己想办法进去作医生,这个成本,却是我们负担不起的。”
“一般至少有四五年三甲医院经历的医生,水平才会比较有保障。”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下,黄宗瀚还是不得不开始放低眼光,“进一些年轻的医生,再作培养”。
袁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鼎瀚医院的。刚到上海两个月的袁雷,原来是宁波一家社区医院的医生,但是,因为从医学院毕业不久,没有多少医疗经验,只能在医院里做一些打字之类的工作,“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不能看病。”对于目前的工作,袁雷有些失望。
而同样觉得郁闷的,还有黄宗瀚,因为袁雷让他意识到,之前他预料中的人才问题,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多。
“因为体制的问题,大陆的医生并没有多少服务的概念,所以,现在新的本地医生进来,我首先要教的,是一个服务的理念,要先让他们明白,作医生首先要想着帮病人把病治好,而不是求发展和赚钱。”
黄宗瀚说,即使医改让医生自由流动成为现实,而大陆医生也愿意进私立医院,“改变他们的理念,恐怕也是一个新的难题”。
……
“原来我们在大楼外立面上,是有‘辰新医院’标志的,就在‘电力医院’下面,在一次外墙清理中,我们的牌子‘掉’了下来,就再也没有挂上去过。”
指着路口一幅只有两个鞋盒大小的绿色指路牌,周明仁对本刊记者说: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辰新医院”四个大字,重新出现在医院外墙上。
这家位于上海延安西路的医院2003年初开业,由中国台湾联新医疗机构和上海电力医院合资建立,是大陆第一家台资医院。周明仁目前是辰新医院的副院长。
2008年3月,辰新医院举行五周年庆典的时候,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还专程从台湾赶来上海祝贺。
但这只是在台商圈子里的风光。尽管6年前就把大陆高端人士作为主要客户群,但直到现在,大部分去电力医院就诊的上海人还是不会注意到,同一栋楼里还有另一家医院的存在。
在辰新医院每月3000人的就诊量中,台商病人占了80%以上,“即使有本地人来,也主要是看儿科和体检。”周明仁说,虽然外界对台商医院的管理体制一片叫好,但医疗费用高和本土名医难找,仍然让台商医院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境地。
只能维持收支平衡
“贵”是让辰新医院难以吸引本地病人的主要原因。就在同一栋楼里,电力医院门诊挂号费是10元,而辰新医院的挂号和基本诊疗费是200元。
“除了儿科和体检,一般的大陆人并不会来辰新看病,看儿科是因为大人心疼小孩,图个方便,治病快,体检是因为医保不能报销,我们的服务好。”周明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很多时候,本地公立医院看病可以医保报销,一直是辰新医院无法追赶的优势,“虽然从看病总成本来说,我们实际上并不高。”
按照辰新医院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他们的收费与公立医院的外宾病患收费相当,普通感冒的挂号费、诊疗费、三天用药,大约收费300元。
而南京明基医院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是,其人均花费与南京市公立医院的差距更小,“胆囊切除手术、腰椎间盘突出摘除手术的费用,只相当于三甲医院的一半”。南京明基医院的投资者是王永庆的台塑集团和李焜耀的明基友达集团。
但周明仁的说法,在很长时间内还是不被本地人认可,“大部分本地人一听说挂号费要200块,都会说好贵啊,这家医院一定想在我身上赚很多钱。”周明仁苦笑着摇摇头,实际的情况是,虽然一直号称是营利性医院,但辰新直到目前也仅仅是达到收支平衡。盈利,依然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医院运营成本50%是医生薪资
尴尬源于体制的不同。
“我们医院运营中,50%的成本是医生的薪资。”周明仁说,大陆公立医院的医生薪资约占总成本的20%,这是双方体制差异最重要的方面,因为这意味着“大陆的医生是属于医院的,而台商医院的医生,对于医院来说,是一个合作者的角色”。
事实上,这个困扰大陆医院和医生多年的问题,在台湾地区已经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在台湾,医生的薪资待遇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称为PPF算法。”上海鼎瀚医院院长黄宗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PPF算法的核心是一个业内统一的折算标准,医生的学历、经验、学术水平、临床经验等要素,都会被一定的公式折算成医生的基本薪资,“其中还会包括一个基本的看诊人数,比如,每个月要求最少看100个病人。”黄宗瀚说。
在完成基本看诊人数任务后,医生就能拿到基本薪资,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就要依靠诊费的提成。“多看一个病人,就多一份提成,而且,多看了100个病人,每个病人的提成比例就要比多看10个病人高。”黄宗瀚说,在鼎瀚医院,挂号费和初诊费是250元,“其中大概有100块要用于支付医生的薪资。”
对医生来说,高诊费提成的代价是“医药分开”。
“如果医生发现哪种新药医疗效果很好,可以报告给院长室,然后在医院的医务会议上作报告,由医药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就由医院的采购部门出面采购。”周明仁说。
这在医药厂商、推销员和医生之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台商医院,医管分开也是很明确的,行政管理是辅助医疗的,负责后勤、人事、财务、社区互动以及药品采购,而“医”,是只管看病、医疗培训、场所管理的。
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经济收益是:如果新药疗效的确很好,医院会对医生作一定的奖励。
另外,“一般医院也会给医生一定的药品回扣,但每种药的回扣比例都是一样的。”黄宗瀚说,在医生的整体收入结构中,相对于诊费提成,药品回扣的比例“非常小”。
这个体制决定了,医生提高收入将主要依赖于看病人数的增加,“治疗快、花费少,病人才会成为回头客,并给你带来更多的客人。”而多开药以增加医药提成的做法,既没有必要风险也太高。
“不仅医院会有定期的处方检查,药室在发药时也会做出评估,如果发现某些药开得不合理,当场就会打回。”周明仁说。
本地医生首先要学服务的理念
管理制度还不能解决台商医院最头疼的人才问题,医生的本土化难题,其实已经成了制约台商医院长期发展最重要的问题。
“在台湾,一个病人在老家病了,但那里没有我们的医院,我们就请了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去看诊,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周明仁说,在台商医院的机制中,多点执业已经让医生的流动正常化了。
但即使大陆医改已经提出探索研究对医生多点执业放开,周明仁依然对招聘本地医生有些“头疼”。
“新医改只是会从体制上解除医生对医院的依附关系,但实际上三甲医院里的那些名医却未必会领情。”辰新医院院办主任高春辉告诉本刊。
前几年,大陆医院对医生“走穴”要求非常严,遇上一些疑难杂症,辰新医院想请三甲医院一些专家来会诊都很难办到,专家为了“避嫌”都不愿来。如今,虽然辰新能以会诊的名义,邀请到一些专家看病,但“一些名老医,就是退休了,也不愿意转注册到我们这里”。
目前,辰新医院有186位员工,主任医师中,14人来自台湾地区,4名为外籍人士,大陆的医生为13位。
周明仁说,不是辰新不要大陆医生,而是大陆医生不愿来,尽管辰新医院的医生待遇,已经比联新集团在台湾开出的条件还要优厚。
用人民币折算,台商医院普通医生的月收入在1.6万至2.5万元人民币之间,对于大陆三甲医院里的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专家,“我们开的价,比在台湾的医学专家要高多了”。
可是,“公立医院的医生,未必没有这个收入,只是因为以药养医的制度而没有公开而已”。
何况,“病人看病和进庙烧香的概念一样,烧香的人是认庙不认和尚,哪个庙香火旺,去的人就多,所以对和尚来说,会念经也要待在大庙里,因为离开大庙,即使你再会念经,也未必有很多人听。”周明仁半开玩笑地告诉本刊记者。
在医疗行业里,医生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医院的基础之上的,“当一个医生在公立医院熬到高位的时候,高薪就已经不再是他冒险的理由了。”黄宗瀚说。
黄宗瀚让自己接受这个现实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在他的职业经历中,从上海辰新医院中医部创办人、部长、主治医师到台湾联新国际医疗集团传统医学事业部副总经理,再到现在的鼎瀚医院院长,他并没有感觉到太多阻力和犹疑。
而大陆医生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在公立医院的体制内,还存在着“学术梯队”的概念。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教学、科研资源都集中在公立医院里,一个公立医院的医疗专家去私立医院,首先要考虑的是,他现有的科研项目有没有衔接,他的学术研究能不能进行,而目前私立医院显然没有实力提供与公立医院相似的平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长青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台商医院的人才问题,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医疗资源的配置过度地向公立医院倾斜。
的确,“公立医院的医生,有学术地位,有职称,有学术交流的机会,还能获得学术认可,这些在台商医院基本都是没有的。”周明仁承认,台商医院的医生,很少会获邀参加医疗学术会议,这就是台商医院不仅挖不来老名医,就连中年医生也难挖到的根本原因。
对于台商医院的未来,黄宗瀚最忧心的是后续人才的培养,“三甲医院的医生不愿意出来,我们想送医生进去培训,人家也不接受,如果真想进三甲学习,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自己想办法进去作医生,这个成本,却是我们负担不起的。”
“一般至少有四五年三甲医院经历的医生,水平才会比较有保障。”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下,黄宗瀚还是不得不开始放低眼光,“进一些年轻的医生,再作培养”。
袁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鼎瀚医院的。刚到上海两个月的袁雷,原来是宁波一家社区医院的医生,但是,因为从医学院毕业不久,没有多少医疗经验,只能在医院里做一些打字之类的工作,“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不能看病。”对于目前的工作,袁雷有些失望。
而同样觉得郁闷的,还有黄宗瀚,因为袁雷让他意识到,之前他预料中的人才问题,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多。
“因为体制的问题,大陆的医生并没有多少服务的概念,所以,现在新的本地医生进来,我首先要教的,是一个服务的理念,要先让他们明白,作医生首先要想着帮病人把病治好,而不是求发展和赚钱。”
黄宗瀚说,即使医改让医生自由流动成为现实,而大陆医生也愿意进私立医院,“改变他们的理念,恐怕也是一个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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