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金山还是火山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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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2 09:45
“投资公司被吴英、张政建折腾坏了。”做生意的许志豪十分感慨。他入行10年，来义乌打拼5年。他在义乌的投资公司在2009年3月收场，“撤退回宁波，做汽车销售了。”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经历过这么几起大的非法集资案后，金华乃至浙江地区的民间金融业受到重创，教训也弥足珍贵，“教育投资人如何理性看待投资和控制风险。”
义乌拿钱十分容易
许志豪早年大学毕业进入宁波的银行系统工作，10年前下海，涉足民间金融行业，起初是依靠银行的人脉，帮企业做一些转贷业务，“真正做大还是在2002年之后。”
2002年，许志豪以自家房产做抵押，并以1分利息向社会募集资金近500万元，在宁波开办典当和投资公司，三年后，还掉债务，自有资金近2000万元，成绩骄人。
因科班出身，精通业务，2004年末，许志豪和义乌的朋友合伙在义乌开办了一家投资公司，主要帮小企业做转贷业务。2005年以来，他的合伙人开始劝他大量吸收社会资金，然后高利放出，获取息差。
“没有抵押，怎么能筹到钱呢？”许志豪当即表示怀疑。但是，合伙人的一次筹资活动让他大开眼界。合伙人带他去义乌和一些小老板吃饭，席间对许志豪赞美一番，尤其是对他在短期内从500万元做到2000万元的事迹大加吹捧。饭局接近尾声，合伙人趁热打铁，询问是否有人愿意把钱放在许志豪处，“利息是2分。”
“结果很多人当场就答应下来，第二天钱就送到公司，都是现金，只要打个欠条就可以了，连实物抵押都不需要。”许志豪感慨义乌人的大胆，“这在宁波几乎无法想象。”
许志豪介绍说，最近几年，宁波和绍兴许多企业都来义乌融资，比起宁波当地的投资公司繁琐的抵押程序，义乌拿钱程序简单得多。
但是，这种依靠人的信誉借钱，在近年来几起大的非法集资案后，便不复存在。
2007年初，吴英案发，其手下7大集资人有6人来自义乌，吴英案的大部分资金也来自义乌。2008年7月，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出逃国外，据称张非法集资20亿元。2008年10月，义乌农业龙头企业福田农庄老板楼国辉涉嫌非法集资被抓。
这几起非法集资案案发后，义乌民间借贷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借钱都需要抵押，只有担保人肯定借不出钱来了，这教会了大家如何来规范借贷程序，很多人宁可利率低点，也需要抵押物了。”许志豪说。
“一下子流掉几十亿，尤其是张政建的钱，很多都流到国外去了，很多投资公司一夜之间就关门了。”许志豪说，有些勉强支撑的，到2009年初，也基本维持不下去了。
2009年3月，据《金华日报》报道，义乌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查出两个数据：今年初至今，寄售行注销16家，注册4家，注销数是注册数的4倍。
“即便是高利贷，也要趋向理性化。”许志豪认为，类似吴英的钱，就一分钱也不能放，“5分以上高利贷只能做短期的，周转一个月可以，周转半年以上，肯定是凶多吉少，如果哪个企业敢长期借高利贷，最后肯定是陷入非法集资而无法自拔。”
他举例吴英巅峰时期义乌民间借贷的疯狂，赚利差的人拼命吸纳资金输送到本色集团，很多人劝许志豪也投点钱。“当时许诺我是5分利，但是我觉得吴英长不了。”许志豪回忆。
一位曾参与办理吴英案的警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吴英供述，自己有一次从义乌提走现金，装满了宝马X5的后备箱。
投资类似博傻
在许志豪眼里，很多义乌人做地下金融投资类似博傻。“钱多人胆大，投资不判断。”他总结道，很多企业家都把厂房抵押掉来炒房子，或者把钱放到投资公司，人为扩大投资风险。
吴英案中，有很多集资受害人是小企业主，金建苗（化名）算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金先生情绪激动，但是又表示无可奈何。
金建苗是义乌苏溪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办衬衫厂，当时的义乌是中国著名的衬衫之乡。据当时的报道，平均每3.6个中国人就有1件义乌产的衬衫。但是，从2000年以来，生产衬衫的利润却一直下滑，“利润一直下滑到10%以下，几乎都没法做了，就把厂子关门了。”
“每年都有几十家衬衫企业关门，我们苏溪的衬衫厂大部分规模不大，产品档次低，根本无法与大厂进行竞争。”金建苗说，他中学还没毕业就投身义乌小商品市场做生意，后来开办衬衫厂，一辈子做生意，也没什么文化，厂子关闭了，就想着用这些钱投资来获得利润。
“用来买房子或者放钱，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做的。”金建苗对本刊记者说。他说，他的钱只能借熟人。2006年，他一笔100万元的钱交给了杨卫江，杨是吴英在义乌的筹资人之一。
他和杨约定月息是3分，时间是6个月。金建苗回忆说：“既然借钱给他，就要相信他，我说这是我的家底钱，不能乱投资的，你给我掌握好。”他所知道的杨卫江自己有酒店印刷厂，“投资一直比较灵活，他是一个可以放心的人。”金建苗一直不知道杨已经把钱转投到吴英名下。之后他陆续出借给杨卫江的钱达300多万，“吴英出事前5天，我还给杨卫江借去70万。”
“到最后是身不由己。”他感叹道。到2006年10月，金建苗想抽身而退，但是，杨卫江已经拿不出本金来，“我只能拿利息，一点一点往回拿。”
“非法集资到后期，就是赌徒心理。”许志豪说，“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非法集资，已经是拆东墙，补西墙了，但是都希望集资人别垮掉，因为大家都等着拿利息，都希望拿回自己的钱，一般非法集资都到利息付不出来垮掉为止。”
许志豪猜测，吴英案到后期，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吴英肯定是想维持这一局面，中间一群集资人，还在极力吸钱，但是已经知道吴英可能时日无多，估计都给自己留一手，最底下的集资户则沦为“沉默的大多数”，仅指望着收回本金。
“老高依然是主力”
“义乌民间资金实力雄厚，与温州宁波实力相当，大概在500亿左右。”许志豪说。
据当地媒体《金华日报》报道，义乌金融监管人士估计，义乌民间高利融资高峰时金额不下150亿元，该媒体调查还显示，目前，温州企业运营资本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54∶18∶28。义乌企业的情景大致跟温州的相仿，有半数以上的企业都有过民间融资行为。
吴英在开庭中也一再重申，自己借钱的原因是银行不肯贷，东阳那边都是如此借钱。
“义乌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办厂发家的，现在他们有闲钱了，自然也想到投资民间借贷，只是今时不同往日。”许志豪说，这一行业疯狂与理智并存，“地上逐渐规范，地下越来越疯狂。”
他以自己的投资公司举例，“我做投资公司，三月期，5分利息我是不放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风险底线。”但是他发现，很多义乌的投资公司给一些公司月利一毛，为期一年的都敢放钱。“这很疯狂，贩毒都没有这样高的利润。”他坦言，如果企业敢一毛利到处借钱，估计离老板人间蒸发的日子就不远了。
2008年，浙江已经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义乌小商品集团和浪莎集团分别成为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
“合法不合法先不说，现在的局面下，义乌庞大的地下金融市场，凭两家小额公司能够全部吞下？”许志豪说，“目前，老高（高利贷公司）依然是主力。”
对于这一观点，在东阳做建筑的毛志国表示认同，家产过千万的他，2007年一年没做业务，而是把1000万元放到许志豪的投资公司里，获得200多万元的收益。“做生意哪里有这么好赚。”毛志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前自己做工程都是借高利贷，从未从银行贷款到一分钱过。”
许志豪认为，小额贷款的利率也接近2分，而自有资金的投资公司放出去的利率也不过2分半，“手续更简单，资金量更大，作为客户，你会选择谁？”
2008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建议给民间借贷进行合法定位，并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根据《放贷人条例》草案，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不高于现行利率4倍”的上限，这有利于控制企业的借贷风险。
“我始终认为，这些规定都无法真正控制住风险，只有投资人自己的判断和信念才能控制住风险。”许志豪感慨地说。
……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经历过这么几起大的非法集资案后，金华乃至浙江地区的民间金融业受到重创，教训也弥足珍贵，“教育投资人如何理性看待投资和控制风险。”
义乌拿钱十分容易
许志豪早年大学毕业进入宁波的银行系统工作，10年前下海，涉足民间金融行业，起初是依靠银行的人脉，帮企业做一些转贷业务，“真正做大还是在2002年之后。”
2002年，许志豪以自家房产做抵押，并以1分利息向社会募集资金近500万元，在宁波开办典当和投资公司，三年后，还掉债务，自有资金近2000万元，成绩骄人。
因科班出身，精通业务，2004年末，许志豪和义乌的朋友合伙在义乌开办了一家投资公司，主要帮小企业做转贷业务。2005年以来，他的合伙人开始劝他大量吸收社会资金，然后高利放出，获取息差。
“没有抵押，怎么能筹到钱呢？”许志豪当即表示怀疑。但是，合伙人的一次筹资活动让他大开眼界。合伙人带他去义乌和一些小老板吃饭，席间对许志豪赞美一番，尤其是对他在短期内从500万元做到2000万元的事迹大加吹捧。饭局接近尾声，合伙人趁热打铁，询问是否有人愿意把钱放在许志豪处，“利息是2分。”
“结果很多人当场就答应下来，第二天钱就送到公司，都是现金，只要打个欠条就可以了，连实物抵押都不需要。”许志豪感慨义乌人的大胆，“这在宁波几乎无法想象。”
许志豪介绍说，最近几年，宁波和绍兴许多企业都来义乌融资，比起宁波当地的投资公司繁琐的抵押程序，义乌拿钱程序简单得多。
但是，这种依靠人的信誉借钱，在近年来几起大的非法集资案后，便不复存在。
2007年初，吴英案发，其手下7大集资人有6人来自义乌，吴英案的大部分资金也来自义乌。2008年7月，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出逃国外，据称张非法集资20亿元。2008年10月，义乌农业龙头企业福田农庄老板楼国辉涉嫌非法集资被抓。
这几起非法集资案案发后，义乌民间借贷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借钱都需要抵押，只有担保人肯定借不出钱来了，这教会了大家如何来规范借贷程序，很多人宁可利率低点，也需要抵押物了。”许志豪说。
“一下子流掉几十亿，尤其是张政建的钱，很多都流到国外去了，很多投资公司一夜之间就关门了。”许志豪说，有些勉强支撑的，到2009年初，也基本维持不下去了。
2009年3月，据《金华日报》报道，义乌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查出两个数据：今年初至今，寄售行注销16家，注册4家，注销数是注册数的4倍。
“即便是高利贷，也要趋向理性化。”许志豪认为，类似吴英的钱，就一分钱也不能放，“5分以上高利贷只能做短期的，周转一个月可以，周转半年以上，肯定是凶多吉少，如果哪个企业敢长期借高利贷，最后肯定是陷入非法集资而无法自拔。”
他举例吴英巅峰时期义乌民间借贷的疯狂，赚利差的人拼命吸纳资金输送到本色集团，很多人劝许志豪也投点钱。“当时许诺我是5分利，但是我觉得吴英长不了。”许志豪回忆。
一位曾参与办理吴英案的警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吴英供述，自己有一次从义乌提走现金，装满了宝马X5的后备箱。
投资类似博傻
在许志豪眼里，很多义乌人做地下金融投资类似博傻。“钱多人胆大，投资不判断。”他总结道，很多企业家都把厂房抵押掉来炒房子，或者把钱放到投资公司，人为扩大投资风险。
吴英案中，有很多集资受害人是小企业主，金建苗（化名）算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金先生情绪激动，但是又表示无可奈何。
金建苗是义乌苏溪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办衬衫厂，当时的义乌是中国著名的衬衫之乡。据当时的报道，平均每3.6个中国人就有1件义乌产的衬衫。但是，从2000年以来，生产衬衫的利润却一直下滑，“利润一直下滑到10%以下，几乎都没法做了，就把厂子关门了。”
“每年都有几十家衬衫企业关门，我们苏溪的衬衫厂大部分规模不大，产品档次低，根本无法与大厂进行竞争。”金建苗说，他中学还没毕业就投身义乌小商品市场做生意，后来开办衬衫厂，一辈子做生意，也没什么文化，厂子关闭了，就想着用这些钱投资来获得利润。
“用来买房子或者放钱，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做的。”金建苗对本刊记者说。他说，他的钱只能借熟人。2006年，他一笔100万元的钱交给了杨卫江，杨是吴英在义乌的筹资人之一。
他和杨约定月息是3分，时间是6个月。金建苗回忆说：“既然借钱给他，就要相信他，我说这是我的家底钱，不能乱投资的，你给我掌握好。”他所知道的杨卫江自己有酒店印刷厂，“投资一直比较灵活，他是一个可以放心的人。”金建苗一直不知道杨已经把钱转投到吴英名下。之后他陆续出借给杨卫江的钱达300多万，“吴英出事前5天，我还给杨卫江借去70万。”
“到最后是身不由己。”他感叹道。到2006年10月，金建苗想抽身而退，但是，杨卫江已经拿不出本金来，“我只能拿利息，一点一点往回拿。”
“非法集资到后期，就是赌徒心理。”许志豪说，“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非法集资，已经是拆东墙，补西墙了，但是都希望集资人别垮掉，因为大家都等着拿利息，都希望拿回自己的钱，一般非法集资都到利息付不出来垮掉为止。”
许志豪猜测，吴英案到后期，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吴英肯定是想维持这一局面，中间一群集资人，还在极力吸钱，但是已经知道吴英可能时日无多，估计都给自己留一手，最底下的集资户则沦为“沉默的大多数”，仅指望着收回本金。
“老高依然是主力”
“义乌民间资金实力雄厚，与温州宁波实力相当，大概在500亿左右。”许志豪说。
据当地媒体《金华日报》报道，义乌金融监管人士估计，义乌民间高利融资高峰时金额不下150亿元，该媒体调查还显示，目前，温州企业运营资本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54∶18∶28。义乌企业的情景大致跟温州的相仿，有半数以上的企业都有过民间融资行为。
吴英在开庭中也一再重申，自己借钱的原因是银行不肯贷，东阳那边都是如此借钱。
“义乌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办厂发家的，现在他们有闲钱了，自然也想到投资民间借贷，只是今时不同往日。”许志豪说，这一行业疯狂与理智并存，“地上逐渐规范，地下越来越疯狂。”
他以自己的投资公司举例，“我做投资公司，三月期，5分利息我是不放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风险底线。”但是他发现，很多义乌的投资公司给一些公司月利一毛，为期一年的都敢放钱。“这很疯狂，贩毒都没有这样高的利润。”他坦言，如果企业敢一毛利到处借钱，估计离老板人间蒸发的日子就不远了。
2008年，浙江已经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义乌小商品集团和浪莎集团分别成为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
“合法不合法先不说，现在的局面下，义乌庞大的地下金融市场，凭两家小额公司能够全部吞下？”许志豪说，“目前，老高（高利贷公司）依然是主力。”
对于这一观点，在东阳做建筑的毛志国表示认同，家产过千万的他，2007年一年没做业务，而是把1000万元放到许志豪的投资公司里，获得200多万元的收益。“做生意哪里有这么好赚。”毛志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前自己做工程都是借高利贷，从未从银行贷款到一分钱过。”
许志豪认为，小额贷款的利率也接近2分，而自有资金的投资公司放出去的利率也不过2分半，“手续更简单，资金量更大，作为客户，你会选择谁？”
2008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建议给民间借贷进行合法定位，并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根据《放贷人条例》草案，规定了民间借贷利率“不高于现行利率4倍”的上限，这有利于控制企业的借贷风险。
“我始终认为，这些规定都无法真正控制住风险，只有投资人自己的判断和信念才能控制住风险。”许志豪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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