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秩序来了？

　　自二战结束之后，尽管西方在政治理念、军事实力和世界经济方面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针对“权力”概念的重新构架总是不断地在演变。二战的终结，使得美苏这两个意识形态彼此对立的国家都得以兴起。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两大强权就开启了冷战，竞相寻求各自社会模式的全球霸权地位。美苏霸权的兴起，同时标志着法国和英国的衰败。作为殖民时代的强权国家，英法一度左右着世界的命运，其时间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二战是毁灭性的，但世界也从中意识到，仅仅靠军事强权，是不能建立起长久持续的世界霸权的。这一点从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的惨败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前苏联与美国的胜利表明，在实现社会共同目标方面，拥有某种清晰的、可被他国效仿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会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就英法两国在这一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而言，都经历着一次重大转变。尤其是法国，它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最终认识到其殖民帝国的终结：法国殖民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流血和屠杀事件，比如1945年在阿尔及利亚塞蒂夫，1946年在越南海防，以及1947年在马达加斯加发生的冲突事件。由此，与其殖民主义相伴随的文明化论述最终土崩瓦解，并遭到广泛的谴责。对于这些前殖民主义强权国家来说，还要被迫应对美苏新兴强权所高举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就后者自身的一些政策来评判，美苏两国的反殖民主义也是很成问题的（直到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非洲裔美国人才最终获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主权独立并非真正解放

　　在1954-1962年间，欧洲的传统殖民地纷纷独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其典型特征就是原则上已经独立的以非洲诸国为代表的大批新生国家得以加入联合国。但是，这些新兴国家中的精英们，多半仍处于前殖民宗主国的影响和控制范围内。究其原因，则可能是为了换取特权地位和对其腐败行径的容忍。对于那些真正想实现自我解放的非洲精英，其理想却往往受挫，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强权的善意行为和阴谋诡计(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刚果（金）的卢蒙巴，以及布基纳法索的桑卡拉)。因此，随着冷战格局在东南亚、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全面开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新秩序也被建立起来。

　　在这一新秩序之下，通过债务、原材料价格以及不平等贸易等经济手段，以及政治上的各种方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其“老主子”和美苏新兴强权的附庸。对于后者而言，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到处发动代理人战争，以推广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背景之下，发达国家加速其工业发展，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资源。只有这样，发达工业国家才能够不断地获得低价格、持续性的供给，并且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其剩余的工业产出。很显然这是一种工业优先于农业的发展模式。对于这一模式，考茨基其实早在1914年9月就予以揭示。这就是他发表于德国《新时代》杂志的那篇著名的《论帝国主义》一文。在此模式下，发展中国家将经济发展寄希望于本国工业，因此他们授予发达国家的公司以特权，以为其基础设施项目争取外资支持。但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效却总是偏离其初衷。其背后原因在于，国际资本都是高度流动的，而发达国家榨取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冷战结束，历史并未终结

　　冷战和新殖民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是，其运行仍然立足于传统的权力观念：不可触碰的边界、主权的幻想、权力的平衡以及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无视人类自身，而仅把他们作为权力运行的工具。在国家形象背后，人类本身依旧是不存在的。然而，国际秩序的管理者本应该警惕于某些民众反抗的例子，比如越南人民反击美国侵略者，巴勒斯坦人民的觉醒和武装斗争，甚至也包括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民众的觉醒也让前苏联领导层感到刺痛：数量难以想象的东欧人逃到西方，这强烈地反映出苏维埃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前苏联模式已经蜕化为一种全能主义的寡头政治，由于和普通民众日益疏离，将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自2011年之后，同样类似的现象再次发生在阿拉伯世界。

　　前苏联于1991年12月的解体致使一些过于天真的分析者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论断，这一概念由政治学家福山提出，即历史的终结不仅烘托出自由体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胜利，也表明了美国模式是唯一可行的模式。但是这样的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前苏联垮台后的十年，实际上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很多动荡，进而波及全球。新的经济体开始在传统的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巴西或者南非出现，但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崛起。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内部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以及政治上的动荡不安。这些问题致使新中国相对地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尽管它已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给予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援助计划非常受欢迎。但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需要帮助的缺口太大，这些援助计划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而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突然就找到了自身发展的方式。而从长期而言，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同时找到了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方式。

　　中国成为新的平衡力量

　　中国的这次崛起具有历史特殊性，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在国际秩序的既有历史中，无论是之前的殖民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还是美国和前苏联，它们都是通过武力获取其强权地位，而唯有中国是凭借其经济发展实现了崛起这一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经济发展的基础一直都是剥削那些被武力所征服的地区，这也包括美国早期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大规模驱除灭绝以没收其土地和财产。伴随这种占领而来的，则是强行要求当地居民接受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陌生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国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迫使中国领导者们不得不思考如何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而关于这一点，传统的韦伯主义认为，世界大国的建立至少需要拥有能对主要潜在敌人产生威慑力的军事实力。实际上，由于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成为国际新秩序的中心。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成就让西方自由世界不断感到担忧，尤其令对于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的美国更为忧虑。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历史特点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它处在了国际关系发展历史的新十字路口。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强国概念逐渐弱化的新阶段，这一点使得新的国际秩序开始显现，但现阶段仍然很难去定义这个新秩序，甚至很难确定其长期的发展方向。很显然，新兴大国在这个观念转型期的正常想法是建立一支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抵御外部威胁，避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破坏。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也会通过武力来维护其在国外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的安全。有了这样的军事力量，再加上作为安理会成员所拥有的逐渐加深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就能不断提高其国际地位。

　　中国崛起的同时，我们还目睹了现有国际秩序中各种问题的大爆发，这一点也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所处的地位。这些问题主要是，西方出现了经济危机以及西方大国自身的问题，国际多边体系的危机即其运作模式已经无法应对世界所面临的现实危险。此外，随着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扩张，民族国家的地位也日益衰落，宗教或历史纷争则使得一批国家陷入冲突和分裂。另外由于身份争夺引发的紧张局势，这造成一些微型国家的出现，而这些国家实际上并没有主权地位。除了上述问题，还存在着一个美国领导力危机问题，该危机不仅存在于经济维度，同时也存在于道德维度。前者是指对其自由阵营的领导，后者则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所犯下的一连串错误，以及由此引发的日渐严重的双重标准问题。

　　极端主义侵蚀国家界限

　　冷战结束后，强权国家试图让世界各国更加遵从一套它们认定的价值观。但能为全球接受的价值观本应该充分遵从国际社会所有主要国家的意见，尤其是新兴国家的想法，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未能参与其中，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都质疑这种价值观，但它们却遭受强权国家的压制。反过来，西方国家的这套价值体系被伊斯兰主义所利用并激化了身份争夺的紧张局势。这使得那些国家社会的新成员绕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寻找办法来实现他们自身的目标。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而这些事件不再有合理的政治诉求而仅仅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的。因此，面对这些暴力事件，许多国家也变得越来越无力应对，例如伊斯兰国及其非洲分支的成长壮大。

　　美国单边主义其实促成了偏离国际体系发展的情况。就这些偏离主体的异常化战略而言，它们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美国霸权，同时也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本身，这一战略不再仅仅以战胜其他国家为目标。今天我们所目睹的军事圣战现象，进一步证实了哲学家霍布斯的古老命题：敌人偏移规则越远，权力就越没有意义。因此，各式各样的社会群体，不论其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都在寻求对国家的复仇。与传统权力相比，这些战略极具破坏性，并且效率非常高。民众的这次觉醒被理解为权力概念的转变，同时也导致主权国家的进一步削弱以至于难以维系和保护其主权。一些政治演变例如不断出现的欧盟地区化，逐渐使得一些国家丧失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主权。同时，具有宗教性质的跨国运动尤其是伊斯兰运动，同样以较快且令人担忧的速度侵蚀或者试图侵蚀国家的界限。

　　主权削弱也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即使得一些军事强国参与进来。他们打着“这些国家已经破产”的幌子，在弱小地区扮演着警察的角色并试图主宰历史。但是他们很愿意利用手中拥有的任何办法，特别是利用联合国来掩盖他们自身行动的目的，以保护他们的绝对主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美国拒绝批准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协定，这样就可以保证其对外军事干预行为免受国际法约束。然而在民众的压力下，不断转变的国际规则在理论层面因“韦伯-涂尔干”的分歧而举步维艰，针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始终被分为两派：一方支持强权国家论（以美国为主），另一方是主张社会团结。这一点深受欧盟拥护。权力平衡的概念在欧洲自文艺复兴和神圣同盟以来就开始产生，而如今这个平衡概念已经让位于多种完全不同的权力：包括主要国家、跨国金融力量以及宗教性质的跨国运动和媒体产生的力量等。

　　在国际新秩序仍然处于变化之中的情况下，与之前强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至今并没有输出一种特定的社会模式，以吸引拥有其它特定意识形态的民族来参照使用。美国赢得民心是通过在政治上奉行自由理念，在物质上奉行消费理念，前苏联则是通过承诺实现绝对的平等来赢得民心。那么如今的中国除了能在有限的物资层面有所举动之外，在其他可行的空间上还不太清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中国公司在国外的行为（如最近在尼日尔的项目），中国被认为或表现出令人怀疑的投资项目（对中非新运河的投资），西方媒体公开反对中国的宣传影响，中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居民难以融洽相处的问题以及中国商贩所引发的竞争问题（通常是旅居海外的中国人的配偶所引发）等。

　　但是不同于过去几个世纪的经历，中国并没有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极”，这是因为极化的国际关系首先意味着权力性的吸引：它建立在想要被保护并为之寻求保护的基础上，也或多或少源于计划好的通过让渡部分自治甚至是主权来获得比自己实力强的国家的保护。极化的国际关系有一个代价：它的产生只能是为了利益交换或者源自对某一制裁的恐惧。两极格局中一极的消失改变了一切：对于威胁的感知不再来自对立阵营，这一点也不再是弱小联盟提出服从或跟随所引用的说辞或借口。如今美国作为“一极”的角色日益淡化逐渐形成了权力真空，即一些传统的追随华盛顿的国际社会成员到今天已经不再接受这一同盟或半同盟关系的约束；而那些过去就公开反对美国的国家和组织，今天就更加公开地要求同美国谈判以应对那些难以控制的新型威胁。甚至有些国家和组织已经开始谋划建立新的联盟而将美国或多或少地排除在外。这一现象，在今天的亚洲愈发明显。

　　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正在成型的国际秩序很接近于一种非极化的混沌状态，一个有别于新现实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无法可依的国际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中，没有权威能约束每个国家，国家对其公民也可能缺乏完全的主权甚至缺乏法律和规则。这样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架构，其特征包括传统大国政治和国际体系的衰败，非国家主体对传统规则的持续挑战。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无法对旧有的问题提出一个明晰的社会和治理模式，也缺乏一个清晰的价值观以替代西方的旧有价值体系。对于工业化的西方来说，其地位已经被严重削弱。这背后的原因很多，包括不断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国际影响力下降，以及国内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后者已经在欧洲穆斯林社区以及美国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中得到充分体现。此外，还有极端主义的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地位的削弱就会继续下去。

　　强权国家衰落了，两百年来困扰世界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所谓的国际价值体系也逐渐面临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甚至应该在日渐迷失的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向导的地位。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发展援助、参与国际合作以对贫困国家提供帮助并提高其生活水平、在国际组织中实现权力的再平衡。这些努力有助于减少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隔阂。但是中国必须避免前车之鉴，即在尊重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时，还要认识到这个国家背后人民的疾苦，致力于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人民要求参与改变自身命运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点在几百年来都遭到了忽视。在当今社会，这样的诉求应该被现在的大国领袖们视作首要任务，以阻止威胁人类生存的行为，比如说伊斯兰国所宣扬的那种危险理念。这种理念就像一头怪兽，诞生于屈辱、绝望、对物质需求的否认。当它被阴暗势力所利用，世界的一些重要地区就会面临极大威胁，而中国也是置身其中。

　　魏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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