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战时财政输血

　　严峻的经济和财政形势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苏州、常州和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半年时间内，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富庶地区大多被侵占，内地与港口城市上海的联系被切断。1938年10月日军又先后占领了广州和武汉，中华民国不得不迁都重庆。到1938年年底，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农业生产基地的40%，工业生产基地的92%。此后日本继续发动攻势，切断通往越南的交通线，迫使中华民国政府有效管辖的地区不断缩小，最终保持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北和西南15个省份。这15个省份，除了四川之外，都是中国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

　　战前，中国工业的90%集中在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的一些大城市。其中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就占70%；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大城市集中了全国工厂的60%，而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国私人资本工厂数的50%、资本额的40%、生产额的60%。而国民政府能够控制的后方15个省份，在战前工业生产能力十分薄弱，只有工业生产能力的8%左右。农业方面，沿海各省如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湖南、广东等省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这些省份基本沦陷、国民政府失去了一半以上的耕地。

　　国民政府失去了繁荣富庶的东部地区和各出海口，财政收入因此断崖式下跌。抗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关税、盐税和统税，1937年三项税收占全国全年财政总收入的77.2%，而沿海地区的三项税收收入又占三项税收总额的80%以上。由于国土沦陷、海关沦陷、主要产盐区沦陷、重要工业基地沦陷，建立于其上的关盐统税的税源大部分丧失。海关多被日本控制，从1937年到1945年，被日本人劫夺的关税达到226亿元之多，而国民政府在这八年中总共得到的关税收入仅仅为17.97亿元，不到日本劫夺的8%。盐税方面，全国产盐区的77.44%集中在东部一带，全面抗战后，盐税下降到战前的一半。统税方面，1938年的收入比1936年下降了69.86%。

　　与财政收入断崖式下降相对应的是战争所需要的军事开支爆炸式增长。战前，国民政府的军费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38%，1937-1939年，军费支出每年基本都在60%以上，比战前提高了近一倍。此后军费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高达70%以上，1945年达到87.3%。要坚持抗战，就必须找到新的财源，在财政上源源不断地为战争输血。这期间，国统区人民锱铢积累，涓滴归公，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

　　税收的变革和调整

　　面对严峻的财政形势，国民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应对：改进和调整税制以及税收征管方式，大力举借内债外债，大量增发纸币。这三种举措中，既有成功，也有败笔，既给抗战提供了财力，也给人民带来痛苦，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战前，国民政府的税收已经粗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中央税的主要税种是关税、盐税和统税。地方税的主要税种是田赋、营业税以及其他杂捐等。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中央主要税种的关税、盐税和统税绝大部分已经沦丧，国民政府对这三大税种进行了变革和调整，并将营业税和田赋收归国税，而且随之建立了直接税税制。

　　关税方面，将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从价计征将会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税收损失。此外，从1941年起开征战时消费税，对于从沦陷区进入国统区的货物商品，由海关在沦陷区边界征收。1942-1944年，战时消费税征收额达到37.7亿元，远远超出同期的海关关税收入。

　　盐税方面：抗战开始后，主要盐区逐步沦陷，不但盐税巨额流失，而且国统区人民面临无盐可食的窘境。国民政府提出“食重于税”的政策，实行食盐专卖，并调整所有盐斤销地的配置。盐税也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价格的30%-40%。除了正税外，食盐上还增加了不少随盐征收的中央附税、地方附税和各项基金，如专卖管理费、战时附税、国家副食费等。由于实行专卖和征收各种附税，盐税收入一跃而居中央税的首位，有些年份几乎占税收总额的一半以上，1942-1945年，食盐的专卖收入和各项附税等的总收入为722.39亿元。其中附税收入增长尤快，仅战时附税和国军副食费两项，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就增加了22倍之多。从1945年3月起，不论贫富老幼，每消费食盐一斤，就需要在专卖利益和正规盐税外，负担70元的附加税。这对国统区人民尤其穷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是他们为抗战而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统税方面：作为中央税重要组成部分的统税，主要是对面粉、棉纱、火柴、洋烟洋酒、水泥等生产地集中的大宗机器制造商品征收的消费税，也叫货物税。这些商品的生产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在生产环节征收。抗战开始后，生产厂家完全沦陷，从生产环节征税已不可能。国民政府随之进行了调整，将进入国统区的统税应税产品在入境的第一道统税机构进行征收。对于应税商品类型也进行了扩围。国统区经济落后，大宗机器制造商品十分稀少，于是将一些生产较为分散但有集中市场的一些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也纳入统税。增加的新统税有饮料品税、糖类税、水灰税，1943年后还对竹木、皮毛、茶叶、陶瓷等征收统税，对土产烟酒也征收国产烟酒税。为适应通货膨胀的变化，对统税也实行从价征税，并两次提高税率。1940-1945年，货物税的总收入为351.73亿元。在通货膨胀严重的形势面前，还对一些货物税“征实”，即征收实物，如棉纱、麦粉等。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还新设立了直接税，确立了抗战时期的直接税体系。

　　1936年国民政府就出台《所得税暂行条例》，开征分类的累进制的所得税，主要对资本所得、薪酬所得和存款所得征收。1943年对所得税进行了调整，开征了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将包括农地出售所得均纳入征收范围。所得税之外，还开征了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对经营利得超过资本额15%的，以及财产租赁收入超过其财产价款12%的，按六级累进税率征收，1943年又将六级累进税率调整为11级累进税率。还将印花税并入直接税体系，凡交易凭证、人事凭证、许可凭证等征收印花税。又将原本属于地方税的营业税划归直接税，成为中央税。开征了遗产税，规定凡死亡时在国内有遗产者，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价值超过5000元的，将向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征收累进的遗产税。

　　从1940年到1945年，直接税为国民政府带来257.59亿元的收入，给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持。但同时，直接税给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直接被沉重的税负压垮了。这就是人民为抗战做出牺牲的具体例证。

　　在对各项税收进行变革和调整的时候，国民政府对田赋征收也进行了重大的改变。田赋本来是中国传统上最重要的税收，但鸦片战争后中国工商业逐步发展，工商业税收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田赋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抗战开始后，决定田赋“征实”，也就是征收实物，即粮食等农产品。除了“征实”外，还向农民“征购”粮食、“征借”粮食。这就是对农民的“三征”。“三征”政策使政府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前，掌握了一定的粮食和农产品，对保证抗战所需要的粮食和农产品，作用是重大的。但是，田赋“三征”增加了巨额的粮食运输费用，也加重了农民负担，加大了农民的痛苦。

　　举债和发钞

　　在世界历史上，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如战争时，必然支出巨额膨胀，赤字爆炸式增长，这时候，弥补赤字的首选并不是增加新税、调整税制，因为税收有一定刚性，缓不济急，很难在短时期筹够资金。因此，对付战争等突发事件在财政上的首选是举借债务。但抗日战争中，举借债务没有成为首选，而且一些举债的效果也不好。

　　从1937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发行内债19种，总量为法币150亿元，以外币标价的公债3.3亿美元，以米麦粮食计算的公债7583万石。这些公债对于弥补财政赤字，筹措抗战经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19次公债发行中，绝大多数的公债并未完成预期的任务，有些连预期要完成数量的10%也达不到。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国民政府不得不退缩到中国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民间普遍贫穷，没有闲散资金，无力购买债券，人们即使心有余但力不足；二是内地没有健全的金融机构和完善的金融市场。国债的发行，必须以存在健全的金融机构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为基础和前提。抗战后国民政府退缩到西部地区，这里的金融业相当落后，金融市场几乎不存在；三是，国民政府的债信不彰，此前曾有摊派强借甚至违约赖账情形，这自然也影响到抗战公债的发行。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通过举借大量外债，得到国际援助，有效缓解了战费紧张的困难局面。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总共举借外债32款。1938-1939年向苏联政府举借5次，总金额为30638.5万美元，同期向美国政府借款5280万美元，向英国借款3200万英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又向美国借款4次，总金额59500万美元，向英国借款3次，折合美元23143.6万美元。中美于1942年签订《中美租借协定》，美国向中国提供8.7亿美元的物资援助。这些外债的条件都是相当优惠。向苏联的借款是易货借款，即用中国钨、锑、锡、桐油、丝绸和茶叶等农产品换取苏联的工业品和设备以及军需品。向美英的借款，也主要以矿产品和农产品偿还，利息率也不高，《中美租借协定》中对援助资金的偿还和期限等都没有具体规定。在向美英借款的同时，还废除了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减轻了中国的偿债压力。

　　抗战中，由于对内发行公债极不顺利，国民政府病急乱投医，大量发行纸币弥补财政赤字。政府既无法通过税收快速地筹集资金，又无法通过举借内债筹集资金，便将卖不出去的债券作为预约券直接向银行抵押借款，银行以抵押债券为储备大量发行纸币。这种做法虽然短时期内筹集到足够的急需资金，但却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让辖区百姓的货币大幅缩水，无疑是饮鸩止渴。大量发行钞票当然是无奈之举，对于抗战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但是，这是一条不归路。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战后不可收拾，最终失去人心，成为导致国民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中，地处落后地区的国统区百姓，背负沉重的赋税，为政府缴纳金钱和粮食，并承受通货膨胀带来的财富贬值，为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支撑政府渡过困难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如果没有人民对战时财政的输血，要取得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

　　梁发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