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应有的政府

　　希腊问题会摧毁欧洲货币联盟吗？还是揭示了应该如何拯救欧元区？争议重重的最新协议——有些类似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今天的希腊相当于当时的德国——可谓欧元区存在神话的新转折。该协议导致了希腊左翼执政党左翼联盟（Syriza）的分裂，也让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她的坚决不妥协的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之间产生分歧，还促使法国重新评估其在一直充当着欧洲一体化“引擎”的法德轴心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同情希腊的反紧缩立场。其他经济学家（主要是欧洲经济学家）认为希腊必须扮演与其经济重要性相当的政治角色，必须接受主权分享（和债务共担）安排以确保货币联盟的凝聚力和可持续性。羞辱一个小国、使其沦为被保护国不符合欧洲的长期利益。但这一局面近在眼前。在朔伊布勒明确要求希腊退出欧元区——据说是临时退出——采用新货币后，希腊在协议上签了字。德国的立场标志着欧洲领导力量首次公开挑战货币联盟不可动摇的概念。本质上同情反紧缩立场、意识到自己在法德合作中日益沦为配角的法国很快注意到，德国的立场也标志着从“欧洲德国”向“德国欧洲”的潜在变化。

　　希腊及其债权人的谈判让人们日益怀疑左翼联盟的能力和动机，这无助于解决问题。诡异多变的谈判策略，加上秘密准备退出欧元区的计划——“B计划”的一部分——损害了左翼联盟政府的信誉，就连保罗·克鲁格曼也承认：“我也许高估了希腊政府的胜任能力。”但是，不管指责游戏多么复杂，仍有一些教训可以汲取并作为未来政策的指引。当只占欧元区GDP的2%的希腊政府的不当行为对货币联盟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时，很显然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解决办法是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如加大惩罚甚至逐出联盟——以执行欧元区规则，还是需要更改规则以协调成员国之间不同的环境？

　　目前，执行规则的方针已经失败，原因在于欧元区基础的漏洞。首先，财政和外部账户平衡必须受到检查以保证金融稳定和维持共同货币。其次，消除失衡是国家政府的责任，而国家政府之上又有一个超国家当局——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与欧洲理事会（反过来又代表国家政府）合作安排的救援机制。

　　希腊神话表明，这一体系无法迅速地控制破坏性失衡从而避免大危机。失衡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政策的结果。它们反映了经济结构更深层次的弱点，如缺乏竞争力或制度缺陷。如果德国坚持国家责任，也许将发现执行规则必须无比严厉，最终导致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剧变让整个欧元大厦崩塌。替代方案是采取“转移支付联盟”，以更好地平衡团结和责任。美国就采取了这一方案，确保了整个国家可以以统一的发展路径前进。欧元区必须强化其财政结构，使之能够对总体经济情况做出反应，同时又能考虑到各成员国不同的环境。这一更强大的结构应该允许欧元区国家之间进行有限的资源转移，可以是反周期政策，也可以是补充性投资支出，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但这必然需要建立单独的欧元区预算，将能力从国家机构转移给超国家机构。共同税收和欧元债券应该成为这一新财政结构的一部分，而欧洲稳定性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应该包括一个足够大的债务赎回基金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与此同时，银行联盟——已由欧盟在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建立——应该得到强化，扩大单一清算基金（Single Resolution Fund）的资本基础并建立一个共同存款担保机制。

　　所有这些设想都有一个前提，即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应该大幅扩大。欧盟委员会应该成为一个恰当的政府，并有民选总统。必须成立一个欧洲财政部，部长应该由欧元集团（由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成员担任。应该建立一个由欧元区成员国组成的欧洲议会特别大会，仿照国家议会模式，赋予其立法和控制执法的权力。这些方案将引起诸多批评——不仅仅是欧元怀疑派。但迈向财政和政治一体化是欧洲——从欧元区开始——维持统一和全球重要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将是现有规则执行的前后矛盾（甚至独断专行），导致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最后导致分裂。

　　雅努斯·帕潘托尼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