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监管是在“削足适履”吗？

　　特别是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市场监管更应“量体裁衣”。即使部分新业态出现了与现行法规相抵触的情形，也应以长远计，调整政策以适应市场进步的需求。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征求意见稿，约束第三方金融支付平台，将严格限制余额支付、平台转账。受此影响，未来网购付款或将变得复杂。网友戏谑，“这不是强迫坐惯高铁的人重新去坐绿皮车吗？”

　　解决问题，还是保护垄断？

　　无独有偶，就在央行“征求意见”前几天，一份广电系统内部流传的文件被公开。该文件将更大力度地限制市面上的互联网电视，如禁止通过USB端口安装应用，禁止访问浏览器，甚至禁止用手机间接遥控播放网络视频等。

　　这意味着，广电部门对网络电视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基本成为“接入一根网线，用宽带流量看电视台节目”，而观众通过电视收看互联网节目的功能将被封杀。

　　其实，早在去年下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OTT（Over The Top）行业就展开了大规模整顿，电视盒子市场遭到大洗牌。广电总局特别指出，互联网电视首先要管好七大牌照方，哪家不按总局要求做就收回牌照，不带好头就处理，如果七家都违规，就暂停互联网电视业务。

　　令人不解的是，无论网络电视还是第三方金融支付平台，都是互联网技术的前沿应用，也是政府鼓励“互联网+”产品的典范。而今，市场方兴未艾，监管部门却祭出一揽子限制措施。

　　有人说，新产品强势抢占市场，动摇了传统行业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监管层必须出招，否则恐“天下大乱”。在矛盾最为突出的出租车行业，这一论调似乎站得住脚。

　　媒体报道，广州多个车站周边，的哥宰客变本加厉。有的哥说：“专车搞得我们没钱赚，我们没理由亏钱载客吧，就得提高收费，结果乘客就更不满意了……很多司机不干了，公司亏钱，只能纵容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的现状就是个恶性循环。”

　　乍看有理，但“细思极恐”，出租车行业的问题根源并不在多元竞争，而正是僵化垄断的行业体制。行业监管部门若是找不准病根，甚至开错了方子，很难真正解决问题，甚至可能会有激起新矛盾的风险。

　　2014年中国网购用户已超过4.3亿人，预计今年将突破5亿人，全民网购时代正在到来，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则成为网络消费的核心支撑。

　　对于第三方支付可能受到的限制，就有人抱怨，“提高网络支付账户的安全性不是没有其他办法，直接把各种麻烦甩给用户，手法上也太过简单粗暴了。”

　　就事论事，还是项庄舞剑？

　　站在广电部门的角度看，互联网电视仍属广播、电视形态的一种，仍是非常权威的舆论阵地，“可管可控、安全播出”是其运营的基本要求。

　　而在央行的征求意见稿中，称支付账户的余额不是存款，只是商业预付卡中的客户备付金，仅代表支付机构的信用，一旦支付机构出现问题，客户就会受到损失。更有专家担忧“资金进入了不透明的匣子，带来反洗钱反恐的威胁。”

　　诚然，行业监管部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也有可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然而，面对新生事物的崛起，拿祖宗旧制做评判标尺，让这些看似有理有据的“管理措施”显得有些“狭隘”。

　　譬如，广电主管部门一再以播控安全作为监管依据，一系列禁令或许能够阻止人们通过电视观看网络节目，但又怎么管得住用户换个介质进行收视呢？

　　又如，大量商业银行资金流入互联网金融企业，引起监管层的警觉。但据媒体报道，其实第三方支付一开始就处于央行的监管之中，央行已经连发5批共计270多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如支付宝、财付通等发展健康稳定，并没出过什么大问题。即便是第三方支付体系内的转账，商业银行无法监控，央行却握有备案，分分钟可以实现监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长期关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他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由于互联网络金融异军突起，加快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促使传统的储蓄银行不得不通过创新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因此，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考验的是管理者的大智慧，更是心胸、气度。乔新生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退回到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的老路上，而是要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寻求更加稳妥的改革步骤和发展道路。”

　　削足适履，还是量体裁衣？

　　据相关机构调查显示，打车软件做大了出租车行业市场蛋糕，令出租车的运营方式更加“市场化”：乘客提前预约无需在路边空等，司机也能更好地规划行车路线，大大提高了双边效率。互联网电视极大改善了人们的休闲体验，第三方支付平台则满足了普通民众的金融需求，手续简便、方式灵活，是现有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

　　然而，这些新事物在带来行业技术革新、品质提升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颠覆者”的角色：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用户正在分流……换言之，传统行业垄断或半垄断的坚冰正在消融。

　　这一变化中，出租车公司、广播电视台、商业银行受制于自身管理、技术等因素，难以赶上革新步伐，受到不小冲击。作为“嫡系”、“血亲”，他们本能地向监管部门寻求强有力的庇护。

　　广电总局的一位中层曾不客气地抛出他的观点：“为什么要广电网来适应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来适应广电网？”

　　基于此，人们有理由相信：监管者限制打车软件，实际上是保护传统出租车“供不应求”的市场优势；限制互联电视，实际上是维护广电运营商的权益，保障广电机顶盒的使用率及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限制第三方金融产品，则让资金回流银行，捍卫其作为市场交易载体的核心地位。

　　有专家认为，这一波“杀气腾腾”的行业监管某种意义上是相关部门与民争利：通过遏制新业态的发展来“护短”，再扶持“嫡系部队”壮大并夺取市场。

　　乔新生向廉政瞭望记者表示，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市场变局”，政府不该与民争利，且应尽可能地让利于民，放开市场，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特别是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市场监管更应“量体裁衣”。即使部分新业态出现了与现行法规相抵触的情形，也应以长远计，调整政策以适应市场的进步需求。

　　在巴黎、多伦多等国际大都市，Uber等新业态的壮大同样困扰着地方政府。多地甚至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甚至骚乱活动。

　　但多伦多市长庄德利认为，“现有的法规对Uber这样的公司并不适用，市政府不允许任何公司在不受法律约束下运营，但也不能无视科技发展，让多伦多在科技时代面前固步自封。”他希望新法规能解决冲突，既能实现有序监管，又能为市民提供公道、安全、便捷的服务。

　　对于国内打车软件引发的矛盾，乔新生谈到，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城市的出租车业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他建议，政府应在协调基础上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制定统一规则，引入公平竞争机制，对出租车业的经营资源进行公开竞价。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日前公开表态，反对央行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限制。他说，“以第三方支付、移动互联为基本平台的支付体系推动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使人们享受了很多高效率的东西……这是历史趋势，不可以让人们回到通过银行的载体进行支付的时代，如同不可以让人们回到必须拿现金交易一样。”

　　而让更多人忧心的是，削足适履式管制，一旦将创新的驱动力扼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或只沦为一句口号。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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