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为何骗了访民

  在上访人群集中的北京南站地区。近日惊现了一份盖着红戳,署名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的“内参”。访民们称,只要交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编辑部”就会派记者对访民的诉求展开调查,然后向地方甚至国家分管部委发“内参”,被反映问题的单位也会因此“哀求着要给你解决问题”。

  “哀求着要给你解决问题”的承诺对访民们来说是“挡不住的诱惑”,因为平日里他们吃了太多闭门羹,体会了太多冷漠。他们的“人彀”便也在隋理之中。《新京报》的这篇报道里就出现了好几位受骗者,有3年“访龄”的荣晓玲花了500块钱换得了这样一份“内参”。对方要价本来是1000块,荣晓玲因为没钱了,就只掏了一半,但已是倾囊而出。最难的时候,她在北京站捡瓶子为生,一天只吃一块钱的饭。

  这份“内参”如今成了荣晓玲最为珍视的材料,尽管已过去多日,仍没有相关单位来给她解决问题。但是有这份“内参”在身边,她就感觉生活尚有希望。

  受骗访民恐怕都与荣晓玲抱着同样的心态,他们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份“内参”上。毕竟这份“内参”的呈送单位依次为“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音”等。他们想,哪怕只要有一位领导看到了,他们就有了昭雪之日。

  走到这一步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媒体应该是整个社会救济结构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社会矛盾的解决终端集中到媒体时,一定是前面的多重救济防线产生了问题。

  媒体监督在何种情况下有效呢?那就是当报道引起上级领导重视的时候,领导一震怒,底下就坐不住,这科情况下,问题往往能够得到迅速的解决。

  归结起来,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制度,各种机构、各种法律条文应当说已经相当繁荣和完备,对于公民的救济制度也是如此。然而,这一套制度在平时的运转当中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常受到阻滞。

  访民们相信“领导批示”的威力,也就相信了内参,骗子也就有了可乘之机。要改变之,就要使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公开的舆论救济等机制有效运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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