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年月入4万不须上缴分毫个税 国民政府抗战前夕才开征个税

　　一代文宗鲁迅，在民国初年曾经在教育部任职，后来则专力于治学为文，以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的身份为人所知所赏。而无论是公务员时期，还是从事自由撰稿的晚年，鲁迅的月收入都非常之高。奇怪的是，鲁迅却几乎从未缴纳过个税。直到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才开始征收个税，但那时鲁迅已经离世。

　　从1912年到1936年

　　鲁迅几乎没有缴纳过个税

　　学者陈明远曾给鲁迅的收入状况，算过这样一笔账：鲁迅前期（1912-1926）在北京教育界任公务员，14年的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28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2万元人民币。中期（1926-1927）在厦门、广州做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3万元人民币。后期（1927-1936）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9年总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52万元，月收入相当于2009年的4万元。

　　不管是摆在今天，还是放在当年，鲁迅无疑都属于高收入人群。以猪肉购买力为标准，1916年1月份，鲁迅的薪俸300银元，在当时可以买到1346千克猪肉——2015年8月份全国猪肉均价约为28元/千克，也就是说，在2015年的8月，只有月收入达到3.7万者，才能与1916年1月份的鲁迅购买力相当。

　　那么，问题来了：鲁迅的收入这么高，在当时，他每个月要缴纳多少“个税”呢？

　　答案是：鲁迅几乎不纳个税。鲁迅1912年“参加工作”，1914年，北京政府效仿日本，颁布了一份《所得税条例》，拟对个人的薪资、放款存款利息等开征所得税。但因种种阻力，这一条例长期被束之高阁，唯1921年曾以先行征收官吏俸给的形式，勉强实施过一次，结果仅征得10310.67元，成为笑谈，旋即中止。此次短暂征收采取官俸先扣再发的方式，鲁迅身为教育部公务员，自然避不过。但此后直至去世，鲁迅都没有再缴纳过个税——从1922年到1936年，北洋及国民政府虽然一直都想要征收个税，但毫无进展，唯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对各级政府机关公务员和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征收“所得捐”；但鲁迅没做过国民政府公务员，也不是国民党党员。

　　也就是说，自“参加工作”直到去世，除了在1921年缴纳过不足25块银元之外，可以说，鲁迅的收入虽高，却没有缴纳任何个税。

　　抗战爆发前夕

　　国民政府才开征个税

　　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费正清就曾批评民国不征所得税，其后果是加重了普通人的消费税负担，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不过，自北洋至国民党，中央政府并非“代表富人利益”不愿征收所得税，而是因种种阻力，征收不了。

　　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民意的抵制。1921年的所得税征收实施工作，之所以仅从公务员身上征到1万多元，最后流产成为笑柄，主要原因之一，即有组织的民意抵抗。该年11月1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在《申报》上公开刊发给北洋政府的呈文，宣布否认当局的所得税政策。理由是：1.所得税的细则本身有不公平的地方；2.当局须先将其他恶税废止、并切实履行保护工商的政策；3.所得税的用途，当局须予人民以监察之权……简而言之，当时的工商界很重视税收背后的契约关系，要求“纳税义务”必须与政府的“公共服务”相匹配，“政府未实行裁兵及节省各项糜费以前，人民不能承认此新税，以供无谓之浪费。”

　　第二，客观环境所限。1929年，财政部所聘请的美国“甘末尔顾问团”（E.W.Kemmerer，美国经济学家，在货币方面有卓越成就），来华经过一番调查后，明确建议国民政府不要推行所得税。其理由有三条：1.经济上的原因——中国新式工商业不发达，税源有限；2.技术上的原因——没有大规模的新式工商业，也就难以普及新式的簿记制度，没有健全的记账、查账制度，国民政府也没有详细、精确的人口调查、职业调查以及收入调查，没法征所得税；3.行政上的原因——国民政府没有合格的税务官僚团队，因为租界及地方军阀的存在，行政权难以统一，避税、逃税手段太多。

　　因为上述两项原因，直到1936年之前，国民政府始终只对公务员及党务工作人员征收“所得捐”。1936年，因对日备战已进入最后关头，国民政府才再次提出要征“所得税”，按孔祥熙的说法，“吾人处此非常时期，要想救亡图存，思患预防，便不可不未雨绸缪”。以“民族存亡”为前提，民意的抵制自然不复存在；不过，客观环境仍无改善，所以征得总额极低，“战争期间，所得税收入只占岁入中不属于借贷收益的3%-4%。”

　　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没有来得及为抗战缴纳个税。按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的个税税率标准（以月收入30元为起征点，税率采超额累进制），并以1927-1936年间鲁迅的月均收入697元为参考，则鲁迅每月需缴纳个税约33.5元。鲁迅当时的697元，相当于2009年的4万元。也就是说，鲁迅若未去世，则在抗战爆发时，月入4万元的他，每月需缴纳1922元个税。这个税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重。

　　所以，国民政府当日曾公开宣传：“政府之目的，不在税收之多少”，而更看重该税的政治意义：“所得税之施行，正为培养我民族道德极佳之工具，吾国民是否愿爱其国、能爱其国，将以是卜之。”

　　（来源：腾讯历史）

　　延伸阅读

　　民国作家稿费高

　　民国时期，报业和出版业已经完全市场化运作，稿酬形成了很正规的制度，因此催生了一大批职业作家。从一些史料来看，只要是一个作家能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生活应该还是比较滋润的。在上世纪30年代，千字2至3元，是通行的稿酬标准。而名家的稿酬，则可以到6元以上。鲁迅给《申报》写副刊，报酬是千字6元。著名作家张恨水，与世界书局签约，以每千字8元的价格，创作四部小说。以张恨水当时的江湖地位，这个标准应该是顶级的了。

　　这个时期的货币单位“元”，绝非今天的人民币元可比，当时的元，是指银元。一块银元在当时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当时北平图书馆的年轻职员谭其骧的怀忆，他当时月薪60元，另外在北平一些大学兼课，也发表一些东西，课酬每节课5元，稿酬也是每千字5元。这样他每月大约是超过100元的收入。单身时房租每月5元左右，吃包饭每月10元出头（谭先生嫌吃得不好不肯包饭，天天在外面下馆子，一顿饭也花不了一元钱）。一个单身汉，每月有20至30元，就可以在北平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而鲁迅的稿酬收入，每年都维持在几千元的水平，个别年份超过一万元。一年下来，可以下万次左右高水平的馆子。张恨水的日子更是优裕，他在北平买了一个大宅子，可能是因为装修过于豪华，以至于坊间传说他买了一间王府。

　　（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