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需要怎樣的教育

　　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的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後突然驚天一跪，為在納粹德國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史稱“華沙之跪”，這成為戰後德國與東歐各國改善關係的關鍵轉折點，與此同時，也與以色列“一跪泯恩仇”。而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的前夕，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公開表示，德國會一如既往的負責任，讓更多人了解當時納粹暴行，令那段記憶深刻的活在人們心中。

　　作為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元兇：日本軍國主義，又是如何反思這場曠日持久的侵略戰爭的呢？日本首相安倍8月14日發表戰後70周年講話，以回顧過去“村山談話”、“河野談話”等歷屆內閣歷史認識立場的方式間接提及反省與道歉，更直接宣稱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不應肩負“謝罪”的史命，以“那場戰爭”取代“侵略戰爭”的用詞，似乎一時間安倍成為了一位漢文學研習者。

　　德國一跪泯恩仇，日本傲慢激對立，孰是孰非，世人自有一把公道尺。奈何歷史還未真正走入歷史，化為塵埃。我們就發現台灣激進高中生發起的“反課綱運動”，對著“殖民統治”、“強迫慰安婦”大加批判，一副“凜然”姿態；香港在此起彼伏的“驅蝗”運動，社會抗爭中漸漸強化本土史觀與城邦論，切割大中華；澳門學生了解歷史變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參訪旅行，史實僅僅成為了知識；而在大陸，日本言行不時激化青年愛國情懷，網絡中、現實裡抗議聲不絕於耳，愛國主義與民粹似乎只在警戒線的一線之隔，我們的社會怎麼了？我們的教育怎麼了？究竟歷史是怎樣的？

　　帶著如此疑問，我們邀請兩岸四地的名家一同探討“歷史需要怎樣的教育”的議題。來自大陸的中學老師劉昌言從微小做起，籌組義工團隊，挖掘日本當年在珠海三灶島建立秘密基地與大屠殺的歷史，只為還原歷史真相，盡國民之責；遠在台灣蔣渭水文化基金會的黃信彰副執行長則用自己20年的研究經歷分享了台灣百年來走過的歷史，以台人抗日的歷史告訴年輕人全面的史實才是多元；鄰埠香港，麥勁生教授在紛紛擾擾的香港社會背後，分析身份認同的差異與歷史的交叉，探討香港人何去何從；而在澳門，資深歷史學家魏楚雄教授從宏觀角度還原歷史教育本來功能，從微觀看待澳門本土歷史發掘與建構。

　　我們的歷史我們擔，放棄了民族，拋棄了國族，試問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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