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紛擾擾背後，教育何去何從

　　安倍一席有關“終戰七十年”的談話再一次撥動東亞圈，事實上，歷史與當下的矛盾似乎在相互的推擠間，感受到紛紛擾擾的糾葛，何去何從，恐怕是每一個深處矛盾圈的人應該面對的事實。

　　日佔時期，多少人的記憶

　　對於香港社會而言，抗戰結束七十年，可能對於親身經歷的人而言非常深刻，對曾經遭受苦難的那一代而言仍然記憶猶新。但對於新生代的人而言，70，80，90後而言，這也是書本中的介紹而已。對於香港社會而言，要擴大紀念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延展到敵對國的日本的年輕一代可能更加疏遠這段對外侵略歷史了。而對於日本政府而言，關於歷史的談話講了多年，每一次都在外界的壓力中必須要道歉反省，執政者都有各自的執政考量，而這些當中又蘊含著太多的政治謀略。從穩定國內政治格局的角度看道歉、反省都未必是必然的出發點，可以不提自然不提，而且長期以來的日本的媒體文化某種程度上也會配合，採取低調處理的方式。

　　而這樣的政治謀略某種程度上又會在中日關係上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其中可以分為民間行為與國家行為兩個層面。在民間行為角度看，當年因為日本侵華戰爭受苦難的國人以及其子孫，包括今天當年很多保衛香港的抗戰老兵與愛國人士當然態度比較堅決，矛盾自然會持續僵持中；而對於外圍的民眾，沒有直接親身體驗過的人而言與日本進行有限度的文化交流、旅遊、購物等不會減少，反而可能因為日元匯率的大幅貶值，而增加赴日行程。而在國家行為上，中日原本就存在非常強烈的史觀矛盾，但多年來大家都有意的分開歷史分歧與經濟往來的關係，除非中日間出現重大衝突，否則未來兩國的關係不會持續惡化，因此也無需過分憂慮。

　　而對於今天的香港人而言，幾乎淡忘了日本曾經對香港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雖然友好歸友好，利益歸利益，但是歷史還是需要回歸歷史，當年日軍從深圳進攻香港，雖有港英等軍隊的抵抗終究難以持久抗衡，時任港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設於香港九龍半島酒店3樓的日軍投降，大英帝國在香港的殖民地統治因而中斷，由此短期易主，大概這也是今天熟悉英國管治的香港年輕一代並不了解的“香港日佔時期”。近年來，學界加強了對日本佔領時代的研究，相關的學術作品、研究報告、史實挖掘也隨著不斷湧現的資料而完善相關提法，對日本的佔領統治也能夠更為清晰地表達與全面的點評。毋庸置疑，那是一段香港的苦難歷史，伴隨著大量被破壞的生產、生活設施，加上歸鄉政策等，香港出現了物資短缺，遍地饑荒的困境，造成人口大量的死亡，更有“港島南區殺人事件”、“難民船沉沒事件”等，數萬人慘遭屠殺，自然作為被日本佔領地區一樣難以逃脫“皇民教育”。這樣一段歷史無疑為香港發展帶來了很大的陰霾，但抗日戰爭過去後，特別是中國新政權成立後，也使得香港成為了各種勢力交雜的外圍地帶，在中國的南方扮演著戰略上中的角色，而後香港對於大中國地區的定位與地位也隨著發生重要轉變，了解這段歷史也是認識今天香港身份、經歷的重要一步。

　　國民教育背後的差別

　　看到台灣近期的高中生如火如荼的“反課綱運動”，很多人自然將其與香港近年爭論不休的“國民教育科”議題相關聯，其實這並非完全相近的議題。台灣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反對運動最早是反當時的國民黨一黨獨大，思考台灣本土的定位。而隨著老一代外省人族群的慢慢消逝，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子孫在台灣的落地生根，加上本省族群的意識推動，自然會產生本土的新生代，在過去長達半個世紀的與內地的長期隔離，自然也容易產生自我身份認同的出離。隨著台灣學術界在歷史、文化、民族等問題上的持續研究，自然衍生出“台灣社會文化的主體性”，對於中國認同的爭論也會越來越強烈，某種意義上這代表著一種多元，但是否造成“混亂”，則更多的可以看看德國，在聯邦制度下，德國的歷史教材擁有較強的自主性，相關聯考都是由學校決定，交由文化部審核，而並非由中央強制規定。

　　而反觀香港，近年來的國民教育課程，則採取使用中央頒佈的綱領，由各出版根據綱領進行編寫，交由教育部門審批，這就出現了一個矛盾點即當課程需要面對多元史觀時，是否需要改變，這很大程度上考驗開放性的程度。是否需要通過協商探討的方式獲得一個課程又是否採取全區通用的標準來在全香港實行又會出現相關的矛盾。其實回歸到國情教育本身，是希望加大國家的認識，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中中國歷史的比例較少，又被列為非必修課程，這樣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課程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很多，課時有限的情況下，是否對新一代的歷史觀形成產生衝擊值得深思，在破壞新一代對國情認識的基礎上又創造一科國民教育科，某種程度上會引發新的衝突。

　　而在各種歷史訊息與立場交叉的過程中，加之在媒體時代，更容易讓年輕人開始建構自己的史觀，雖然紛紛擾擾的社會運動中有歷史切割與本土城邦論的論述，但是在學界其實尚未建立以香港為中心的史觀。在與內地的交往過程中，因為70年代前來港的多是移民，而80年代開始去內地投資、工作、發展等某種程度上加強了與內地的聯繫，但現在因為城市間發展的競爭以及衝突的激化，某種程度上香港與內地的距離變得更疏遠一些，相較於過往兩代人的親密交往，現在更多的年輕人則強調“中港區別”，在社會中仍然有一群人的聲音強調本土論述，認為內地的發展威脅到了香港，甚至某種程度影響了香港人原有的生活，高企的樓價、高昂的物價，由此才陸續衍生出“反水客”等運動，也讓社會更加紛紛擾擾。

　　教育與趨勢並行

　　然後面對紛擾加之網絡時代，又該何去何從呢？在新的網絡時代，任何歷史資訊的傳播快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爆炸式的消息也不斷襲來，在網絡時代里如何找回歷史，找回歷史教育，也已經是不得不面對的議題了。在資訊化的時代里必須培養有深度，掌握技術的歷史學家，當然人人不必也不可能都成為歷史學家，但如何在這個時代里保持認知能力就非常重要。公共知識份子不僅在課堂的教育中能夠加強學生的認知能力更應該在網絡中扮演關鍵角色，因為歷史本來就需要多元的認知，更需要多樣的途徑與方式表達，以及豐富完善的內容，當公共知識分子在網絡中缺席，取而代之則是更多的碎片歷史甚至是錯誤歷史訊號。

　　談及歷史教育，它本身有自己的知識層次，歷史是對事實的把握，每個國家、地區、社會都需要，香港的中國歷史單靠通識課程去閱讀、去了解又如何能夠迅速了解相關的變化，傳統文人史觀與眼光又如何適應這個時代的趨勢呢？不同的時代對歷史都會有新的需求，歷史技能的掌握對於每一個年輕人都更為重要，通過技能來強化自己的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用價值判斷來理性解讀歷史。

　　從香港而言，這裡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也是中國與世界交流的場所，香港學生應該可以同時擁有“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歷史技能，讓新一代通過世界了解趨勢，明白在全球化的時代里世界的文化潮流與民主趨勢；也讓新一代通過中國更了解國情，更激發認同與責任。本國的、世界的都是香港所需要的，歷史教育只有在趨勢中行走，才會跟上時代的潮流。

　　◆採訪整理：明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