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變下的政府投資方向

　　前言

　　自從澳門賭收經歷了十四連跌，近日環球股市又連番下挫，拖累政府收入不斷下調，甚至財政儲備的股票投資部份也出現了損失，以致澳門政府開始更謹慎的檢視各項支出，當中較為引起澳門市民議論的議題就是“現金分享計劃的調整”和“產業發展問題”。現金分享計劃的調整惹來該計劃的定義分歧問題，澳門政府的論調似是較傾向以政府財政狀況作為分享基本原則，但是澳門市民卻希望以社會福利政策來看待該計劃，可見這爭議是頗難拉近的。政府財政儲備投資股票部份出現赤字更惹來澳門市民對政府投資策略和方針的擔心。政府的財政儲備機制也在不斷完善，澳門政府過去也有積極地針對各社會保障機制轉變成長效機制，所以筆者相信現在短時期的經濟波動未必會對澳門社會帶來實質影響。而產業發展方面，澳門政府也有從多方面加以配合，特別是近期澳門政府政策研究室公佈的《澳門人口政策研究報告》，從澳門實際情況來探討人口政策發展，可見“人才興澳”會是未來發展主要動力，人才投資和培養便是重中之重。在多變環境下，政府如何為未來進行合適投資便顯得尤其重要，而政府未來的投資策略更需要全盤考量。

　　社會保障的投資策略

　　中央政府近期發布了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通知，即養老基金資產淨值的三成（約一萬億元人民幣）可投資到股市中，以達到養老基金的保值增值的目的，這滿足了中國社會老年層人口漸趨上升導致增加養老保險的抗壓能力的需要。澳門社會現在亦同樣面對人口老年化日益嚴重的情況，導致未來社保基金所面對的壓力巨大，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投資途徑是必須的。但是投資理論會強調回報和風險是雙生兒，即“風險越高，回報便越高”，所以社會保障的投資策略是很少肓目追求高回報，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通知中就有指明了投資金額的上限及投資的目的，以控制風險的程度。以退休保障為例，投資回報較傾向對沖退休保障的相關風險，當中就包括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提取風險（Prepayment Risk）、利率風險（Interest Risk）等，以上的風險均會影響到退休保障的可持續性及能承受壓力的程度。這也是導致澳門社保基金需要定期進行精算評估的主要原因。通過評估長壽狀況對社保基金財務狀況的影響，從而確保該制度的可持續發展。社保基金為了讓該制度可以更為人性化，從而容許社保基金參與者可以提早領取養老金，但是這卻會增加提取風險，所以大部份退休保障制度都會向保障金額進行若干扣減，特別是社保基金，其實社保基金本來是以社會保險來設計，必須要確保提早領取和到期領取養老金人士之間的公平性。

　　而社會保障機制一向看成逆經濟循環的措施，即在社會經濟發展更為理想的時候機制所承受的壓力會較輕，而社會經濟發展不理想時機制能夠承受較大的壓力。傳統社會保障的投資對象多是藍籌股及公用事業（例如水、電和公路等基礎設施）等，因為公用企業的收入較為穩定，投資的風險較低。以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為例，新加坡政府早期將中央公積金所獲得的資金投放於新加坡的基礎建設上，直到新加坡基礎建設日漸完善，才轉向其他金融工具。而近年中央政府大力發展中國基礎建設，其至牽頭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為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發展其基礎建設，可見亞投行和中國內地的基礎建設可會是社會保障體系達到保值增值目的的其中一種投資途徑。在是否依靠投資金融市場來保證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上，筆者認為將資源投資在人才身上亦是另一個途徑。因為純粹將金錢投資在股票市場上只能獲得金錢的回報，但將金錢投資在人才身上不但能推動澳門產業的發展，亦能滿足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多元化方針中所需要的人才資源。

　　人才發展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是老生常談的觀念，所以與其只談論金融投資回報，不如更前瞻性地來看人力投資。其實過去不少國家都曾經在經濟波動下，邁出經濟轉型一步，較成功的例子多是考慮如何投資在自己的人民身上，芬蘭是近年較多引用的典型例證。芬蘭面積39.09萬平方公里，人口約540萬，與澳門同屬於微型經濟體。芬蘭在1990年代前，主要從事伐木業等第一產業，由於19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芬蘭主要出口國蘇聯對木材需求大量減少，於是芬蘭政府開始致力發展電信業，並大力發展教育，使得其青少年在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中長時間都有好的表現。同時期，芬蘭也孕育了不少國際知名的品牌，例如早期開放源碼軟件的Linux電腦作業系統、曾經領導流動電話市場的諾基亞（Nokia）、以及手機遊戲“憤怒的小鳥”（Angry Birds）等。因為芬蘭是歐盟的成員國，所以芬蘭通過與泛歐洲各國間的合作，來提升自身產業技術水準。還有芬蘭位處北歐，這培養出芬蘭人的“冬天戰鬥精神”，促成芬蘭人對社區和家庭影響有很強的歸屬感，從而造就北歐人的分享精神，重視鄰里關係，以及團結、刻苦和注重長遠目標等的性格，這也是開放源碼的軟件多由北歐國家引入的原因之一。

　　可見芬蘭除了依靠自身的努力外，還通過區域合作發展出不少平臺來整合知識，這又加速科學及技術不斷更新及升級。澳門在社會背景方面有頗多與芬蘭相近的地方，如努力尋求區域合作、面臨經濟轉型及澳門重視鄰里的社團文化等。而澳門在2012年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中也表現不俗，特別是數學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均排在前列位置，可見澳門基礎教育表現並不弱。同時政府也在重點發展優勢產業，例如會展業、環保產業和文創產業等。政府還透過多層次措施去培養相關產業所需人才，例如人才政策和獎學金政策，教青局甚至出台了利息補助貸款計劃，生產力暨技術轉移中心舉辦針對性專業課程等，這些措施可望能有效提升年青人的硬實力。

　　中央政府為了應對未來發展，近年不斷引入新的觀念，除了亞投行外，還有“一路一帶”和“新常態”等觀念，相信這些觀念會為澳門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但是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過去中央政府大力發展自身的基礎建設，特別是高速鐵路網絡，現在中國內地的高鐵技術也取得長足發展，更有機會可以通過亞投行和一路一帶等政策，輸出高鐵為主的基礎建設技術，這和芬蘭分享自身優勢技術，從中累積更多的經驗以促進更大的發展的概念是相近的。近期筆者在街坊總會合作的中學生調研中，研究發現高中生較初中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感較低，說明澳門年青一代對澳門的歸屬感較為薄弱。歸屬感是“軟實力”的一種，當前“軟實力”已經成為國家和地區之間相互競爭發展的核心力量，例如人才在工作中的穩定度及抗壓性、良好工作態度和表達溝通能力等，市民對社會有更強的歸屬感將會增加他們在工作中的能力，故歸屬感決定了人才對社會願意付出的多少。

　　總結

　　澳門青年一代歸屬感薄弱這趨勢或會制約澳門融入於中國內地市場。應知澳門市場很小，因而很難做到和中國內地般以自身市場規模來提升自身能力。所以澳門政府除了加強年青人的硬實力，也應該多加留意年青人的軟實力培養，例如國家身份認同感，應知澳門的社團文化是源於澳門人的互助精神，“愛國愛澳”是澳門人的核心價值，但這種的傳統文化在澳門的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快速發展階段中有所弱化。其實澳門傳統精神與芬蘭人的“冬天戰鬥精神”是相近的，都是看重互助分享，在經濟學中，這精神被稱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通過澳門強大的社團背景網絡下（以澳門現有社團數目（約6，000）來看，平均每一百人便有一個社團，以社團密度來看也是世界前列），有助於訊息交流和互動，可成為良性技術發展的平台，在澳門努力尋求經濟產業多元化的過程中，這傳統精神將會是澳門未來發展的重要資本，而這精神或許正好配合近年國家所強調的“大數據”發展方向，透過大數據的開發，澳門才能在經驗的分享中積累優勢，找到更大的市場發展空間，故增加澳門年青一代的澳門歸屬感及國家身份認同感將會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文/陳建新、李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