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影会：“金翅鸟”是怎么起飞的？

　　——第六届大理国际影会（DIPE）金翅鸟大奖评选手记

　　为期5天的第六届大理国际影会于2015年8月10日晚圆满闭幕。

　　与上一届“摄影节+画廊博览会”的模式相比，本届影会推出了“摄影节+博览会+器材精英荟”的升级版，展览数量超过300个，展出照片10000余张，视野宏阔，风格多样，相当数量的展览观念、影像与呈现俱佳。20个国家的摄影节主席到会，通过了《大理宣言》，成立了“DIPE国际摄影联盟”，未来的大理影会将成为一个大空间、多层次的国际摄影文化交流平台。影会期间举办的各类讲座、比赛、评选、发布活动多达几十项，包括第二届亚洲先锋摄影师计划评选、中国摄协策展委员会的“飞马奖”策展人评选、努比亚手机摄影大赛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被认为代表大理影会最高水平的金翅鸟摄影大奖。

　　金翅鸟摄影大奖分为最佳图书、最佳新锐、最佳策展人、最佳摄影、最佳摄影师5个奖项，每个奖项中含大奖1人、提名奖4人；根据组委会规定，本届大理影会画廊展、收藏展、大理摄影博物馆开幕展不参加金翅鸟大奖奖项的评选。本届评委会由4人组成，评委会主席由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担任，3名评委分别是克劳迪娅·英特希尔（Claudia Hinterseer，荷兰）、坦福尔·穆拉德·托普（Tanvir Murad Topu，孟加拉）和王保国（本刊高级编辑）。普雷基不用多说，克劳迪娅约40岁，曾获阿姆斯特丹大学视觉人类学硕士学位，2007年与人合作创立欧洲著名的努尔图片社（www.noorimages.com），在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工作6年，负责全球展览与多媒体项目，是国际知名的摄影评论人，在展览呈现和评选方面经验丰富。托普不到30岁，被戏称“评委新锐”，是孟加拉帕斯莎拉南亚传媒学院（Pathshala South Asian Media Institute，近年该院毕业生频频获得荷赛奖项）摄影系主任，也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至于评委会由4人而不是5人组成，普雷基有自己的说法：3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很强的评委会；凡是在本届影会有策展或展览的人，不能做评委；评选中遇到与自己有特殊关系（比如亲戚、同事）的评选对象，评委要提前说明，在评选该项时只能发表意见，不能投票；我们之所以做评委，是组委会对我们专业水平和良心公正的信任，在任何情况下，评委都必须对评选的公正性负责；投票时如果出现2：2的情况，作为评委会主席，普雷基有最后决定权——“但我是一个好独裁者”，最后他不忘幽上一默。

　　评选的基本程序是：评委集体看展览，随时交换意见，每人将自己认为可以进入第一轮的评选对象记下来，评选时由普雷基提出名单，各位评委补充，由此产生第一轮的名单；除图书之外，最佳策展、最佳摄影师、最佳摄影、最佳新锐这四项都在20人左右。第二轮，评委对名单上的每一位进行评议然后投票，两票的进入下一轮，仍然只有一票的被淘汰。第三轮继续进行讨论、投票，决出前5名；最后，每位评委对这前5名逐一发表意见，然后投票决出大奖1名，剩下的4名获提名奖。

　　评委不多，争论很多，在第一项评选——图书奖评选时就直接开争。

　　这次参评的摄影图书有20多本，评价标准主要依据内容和设计，兼及印刷制作。第一轮提名结束后，关于一本摄影书能否进入第二轮，评委分歧很大。这本摄影集前一部分是女性裸体头戴京剧头饰拍摄的照片；后一部分是两图并置，比如左图是摄影师收集的文革期间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女主角柯湘的造型照片，右图是相同的造型但裸体拍摄。普雷基和克劳迪娅都提名这本摄影集进入第二轮，普雷基表示自己在纽约、北京都看过京剧，这些照片能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京剧和中国文化；克劳迪娅认为并置呈现和裸体拍摄是京剧影像的新视野。也有评委不敢苟同，直陈理由：“普雷基先生，你在哪儿看到中国京剧表演的时候，演员一丝不挂的在台上唱念做打？这些作品传递的不是京剧的正确艺术信息，而是对真正的京剧和中国文化的歪曲，它不会促进交流，其中所含的观念只会导致误解。那些样板戏剧照和裸体剧照的并置，只是将京剧和样板戏作为中国符号，玩点儿过时的政治波普的小游戏……”讨论结果，三位评委改变了观点，这本集子没能入选。

　　大奖集中在《曾年宽幅摄影》和陈大志的《墨影画韵》两书。《曾年宽幅摄影》主要是曾年拍摄的三峡和滇越铁路的宽画幅照片，没有装订，精选十多幅单幅照片直接放在盒子里；影像精致大气，收藏级制作，非常精良。克劳迪娅曾提出，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零散的单幅照片（portfolios），不应参评；经普雷基提议，还是进入了第一轮。《墨影画韵》中相当一部分照片也是宽画幅作品，但采取了拉页对折形式，十分内敛；宣纸印刷，硬纸板书壳，封面上竖嵌一条细长的竹片，影像和设计非常典雅，浸润着浓郁的中国文人气息；就内容与设计的高度统一而言，比《曾年宽幅摄影》略胜一筹。《墨影画韵》最终胜出，还有两点：一点是陈大志拍摄的这些富有中国国画美感的影像，不是来自数字后期调整，而是直接来自拍摄本身，他对区域曝光法有独到理解并在技术上有创新，这点让评委大有兴趣。另一点，曾年长边达一米、外有厚厚的书套和竹制支架的奢侈制作，让评委担忧摄影书制作的土豪风气：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萨尔加多的《创世纪》出了豪华巨制的收藏版（以前国外一些出版社常这么做），长边超过1米，一本书重十几公斤，马上遭到批评：“一方面你拍摄那些没有遭到人类破坏的处女地，提醒人们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出这么豪华的大书（定价4000美元；雅昌展场标价31000元人民币），消耗大量木材、能源，增加环境污染风险，这不是相互矛盾吗？”

　　环境保护在图书评选中也有影响，摄影师出书要小心了。

　　最佳新锐摄影师的评选小有争议，最顺当的是最佳策展人评选，这也是4位评委唯一一次意见高度一致，都认同傅尔得策展的《肌理之下——台湾当代摄影联展》：选取的6位摄影师均是当代台湾摄影的中坚人物，代表了不同的方面、风格和思考；静态照片与视频的混合使用使整个展览丰富、生动，建立起历史性与当代性、影像与社会的多维关系；策展阐述清晰、准确，能帮助观者更好地理解展览。为本届摄影节带来重要展览的法国策展人迪迪埃（Didier de Fays，策展：《法国摄影师10人联展》《严莫凡》等）和香港策展人秦伟（策展：《大洋彼岸——拉丁美洲当代摄影展》等），都没能进入第三轮；一个重要争论出现在对“什么样的策展才是好的策展”这一问题的理解上：除了新鲜的信息，好的策展是策展人通过呈现形式将摄影家的作品予以提升甚至“照亮”，用一位评委的话来说，严莫凡（Yan Morvan，法国）的作品《江湖·战祭》这么有分量的作品，策展人却只将这些照片简单地线性排列（line up），因此，算不上一个好的策展。

　　争论最激烈的是最佳摄影和最佳摄影师。

　　最佳摄影的对决在台湾摄影师吴天章和大陆摄影师王庆松之间展开。二人作品都不是新作（王庆松的更早一些），都已成名，评委都不陌生。吴天章的作品《再见春秋阁》，通过一种看上去搞笑的滑稽幽默的形式，建立了作品与当前台湾社会文化之间的反讽性联系；那个视频中的小丑非常搞笑，但整部作品人物的小丑化面具化侏儒化机械化动漫化，同时体现了一种台湾在快速当代化过程中普通人失去自由、为外界力量所控制的无力感；因此，照片中的人物和视频中的小丑传递的是“含泪的笑”，令人感伤莫名。王庆松的作品《历史丰碑记》则通过邀请普通人做模特，通过借取艺术史上众多名作的造型，来重新思考普通人与历史和艺术史的关系，与1970年代之后在欧洲兴起而今已见成果、在当下中国尚处于酝酿之中的“重写艺术史”思潮暗通款曲。应该说，王庆松这个40多米的影像长卷也很出色，但相较于吴天章作品的感染力，笔者认为稍逊一筹。

　　票决结果，王庆松胜出。最佳摄影师的评选分歧最大，用时最长；这种反复讨论，出现在张晓（作品：《关于故乡》）还是谢春德（作品：《RAW》，一般译为《生》）之间。两位评委力推张晓：用即显相纸做出来的小片拼贴作品，调子很怀旧很温馨很单一，展览整体感很强；与谢春德相比，很小清新。反复讨论之后，小清新还是没有抗得过谢春德作品中厚重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特立独行的影像风格。台湾当代摄影中，谢春德是进行当代性探索的先驱之一，1970年代就在台湾力行存在主义摄影，请来模特绑起来拍摄，这在还没有解严的台湾立即引起当局高度注意，经常被警察请去问话。同时，他又是台湾乡土主义摄影的代表人物，经常走路下乡深入民间拍摄；作品厚重，且少媚俗感伤。在政治方面，他也有独特经历。最近十余年，更以独特的象征性影像，锐敏地表达对台湾人民生存状况的忧虑，这已远远超出了小资喜欢唠叨的个人困境，而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普遍困境————这是谢春德最终打动4位评委的力量。

　　有人曾问：“大奖”与提名奖差距到底在哪里？

　　本届评委会有一个共识：不好的作品不会展出；办展览本身就是对“好”作品的认可；提名奖授予“非常好”的作品，大奖授予“最好”的作品。评选结束后，笔者反复思量，发现获得大奖或者有实力获得大奖的摄影师，往往不是作品海量、年年出新、频繁亮相各类摄影活动的人，恰恰相反，他们都遵从自己的标准，常常比较“闷”，干活比较慢（谢春德的《RAW》历时14年），思考的时间远远长于动手的时间，最终答案也许在这儿。

　　（关于第六届大理国际影会更多信息登录：www.dipephoto.com）

　　责任编辑／阳丽君

　　文／王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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