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未来中国还有四大投资机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6.1%，低于预期；1-8月份投资累计增速10.9%，低于预期；制造业投资增速自今年初以来一直下滑……整体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大，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如何看待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面临的下行压力？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压力？未来，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投资机会？9月13日，在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湖北省政府金融办、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汉口银行主办的2015中国宏观经济（武汉）论坛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观察报告会上，包括林毅夫在内的多位经济学者，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号脉。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持续两三年

　　林毅夫：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下滑之势，近两年虽然趋稳，但还没有完全稳住。为什么下滑持续时间会这么长？

　　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过去中国长期保持15%的出口增长率，但由于2008年以来全球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应该是3%-3.5%之间，即使恢复比较好的美国也没有恢复到3%，欧洲国家和日本更不用说，增长率在0%-1%之间。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的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下降了，出口这驾“马车”就慢了。

　　再看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来势汹汹，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带来的冲击更大。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帮助全世界避免了经济大萧条。不过，由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现在大部分项目建成了，可是全球经济还没有恢复正常增长。在这种状况之下，国内投资需求必然下滑。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也必然下滑。

　　只剩第三驾“马车”消费了。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比较快，每年保持8%-9%的增速，这才使中国在这么大的外部冲击周期影响下，还能保持7%或更高的增长。

　　朱海斌：中国在过去35年有接近10%的经济增速，但从2008年以后，从趋势上看到中国经济处于非常明显的下行通道，其原因更多受结构性因素影响。

　　结构性因素，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从国际方面看，2008年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普遍下滑，虽然美国经济略有复苏，但从整体来看，这次复苏持续时间非常长，而且复苏势头非常缓。以往，我们看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之后通常会有6%-7%的增长，但在这一轮复苏之后，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出现。这表明，国际市场很可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欧美发达国家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导致的经济下滑，很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里不能得到恢复。反映到中国的出口，在未来几年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国内因素看，中国这一轮经济结构性调整，很多是政策的主动选择。从经济结构的占比来看，在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最近几年消费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甚至略有上升，投资的贡献率则一直下滑。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是中国当前面临最明显的问题。固定资产领域最大的两块，一是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1/3，但从2013年以后逐年下滑；第二是房地产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1/4，但从2014年开始出现非常明显下滑。这是整个经济结构转型预料之中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在短期必然带来转型期的阵痛，但中长期有利于维持中国可持续或更健康发展。

　　黄益平：我觉得中国经济前途非常光明，但今后一段时间仍有很多风险。经济下行的压力，起码还会持续两到三年时间。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如果对应到生产活动中，则主要是制造业在推动这两驾“马车”。前端推动出口增长的是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另一端推动投资增长的是资源型的投资产品，如重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地区。出口和投资的推动，带来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

　　但今天碰到的问题，显然是这两个引擎很难继续支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十年、二十年。受劳动力短缺、工资快速上升等因素影响，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快速失去竞争力。而重工业，现在面对的是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想象上述两个行业还能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中国已出现一批新兴产业的国际品牌，如华为、中兴、小米、格力、阿里巴巴等。但这类创新型企业还不够多，产业还不够大，不足以支撑全国经济。

　　老百姓有钱了会花在四大领域

　　黄益平：我们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要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核心问题是要创新，要产业升级。创新和产业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世界银行做过一个统计，过去半个世纪，全世界有101个国家和经济体曾经处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但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进入到高收入阶段，谁能过去，谁不能过去，核心问题是怎么样让产业升级，继续保持竞争力，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

　　从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角度看，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因为老百姓的收入在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当前，中国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刚过50%，在很多发达国家达到75%-80%甚至更高，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会上升，即便GDP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缓，消费增长仍然是很可观的。我们曾做过一个分析，假如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继续往上翻一番，他们会把更多钱花在什么地方？一是家电；二是通讯交通；三是文化、教育、旅游、养老；四是金融服务。

　　林毅夫：现在有声音说，中国过去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是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消费增长的前提应是收入不断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单纯消费增长的话，家庭很快就借贷，借贷多了以后就负债累累，危机也会到来。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应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未来，中国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

　　首先，产业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有很多过剩产能的产业，但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

　　第二，基础设施。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90%。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到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和经济回报。

　　今后投资回报率有5%就是赢家

　　宋国青：中国经济遭遇空前的困难和挑战，在这个时点上，要不要再投资，要看投资回报率。当前，中国经济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明显下降，明显落后于总资产增长率。在过去三年半时间里，工业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分别为13.7%、4.7%和8.8%，但利润增长率同期只有1.8%、1.5%和3.0%。

　　高投入低回报率的时代已经到来，企业和政府都应做好心态上的调整。今后若再粗放投资，可能就很危险。过去修一条路，修通就有人走，高速路费就能收回来，今后就要反复调研才行，修通没有人走是很有可能的。不仅企业投资要开始精打细算，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一样，必须进行投资决策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很容易造成该投资的地方没投，不该投资的地方重复投资，最终投资回报率将惨淡无比。

　　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投资，但投资要更加科学和谨慎，同时对投资回报率的预期要调整到位。今后3%-4%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不错，5%就是赢家。像过去一样拿块地捂着就有暴利、抢个矿就赚大钱、买套房也大赚一笔的时代很难再现。如果谁还想再通过高杠杆盲目投资，那非常危险。

　　范剑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供给的角度来讲，是来自于廉价的要素驱动，经济增长三要素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相对都比较便宜。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招商引资，出口的价格优势也很明显。

　　但现在，劳动力不便宜，人口也趋于老龄化，再加之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了，但人口的质量红利会大大开发。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过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素质劳动力，是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和希望。高素质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让收入增长的同时，投资和消费可以良性循环。

　　除人力资源，中国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更多市场试错的机会。另外，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过去这些钱投向钢筋水泥，今后可引导这些钱投向技术研发，相信把这些要素很好地组合起来，中国在不久的未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创新型国家。

　　《支点》记者 何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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