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在当时经济凋敝、实业不振的情况下，抗日战争胜利的取得着实不易。在这背后，一场由爱国企业家发动和组织的，自上海溯江而上至重庆的“工业长征”，保存了战时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完成了重要工业装备跨区域转移的空前壮举。这场被誉为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工业内迁，它的意义不止于抗战的胜利，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格局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火逼近，西迁武汉

　　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落后，并且布局很不合理，绝大部分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以上海为最，而西南、西北等内陆各省现代化工业寥若星辰。据1932年的统计显示，上海登记的工厂数为1235家，占全国的31.39%，资本总额1亿4千多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而蓄谋已久的日军，则妄想于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实现侵华的目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工业荟萃之地上海的形势岌岌可危，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则非常危险。而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几乎没有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抗战的需求，重新建设又为时过晚。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沿海工厂迁至内地。如此一来，既可以避免沿海工业遭到灭顶之灾，为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又可以避免沿海民族工业落于敌手为敌所用。

　　与消极抗战路线相一致，国民党政府对于沿海地区工厂的内迁也只是一个粗略的意向，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工厂内迁的呼声越来越高。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主席委员颜耀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要求内迁：“这次事变不是局部性的，如不内迁，势必沦入敌手，也就是间接资敌，纵有任何困难，也要想办法搬进去。”国难当头，颜耀秋的话代表了大部分民族企业家当时的想法。虽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但形势危急，内迁的序幕已经在上海拉开。

　　经过数日协调，迁移委员会决定“凡中国国民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徙……迁移目的地为武汉……政府给与相当津贴”。《须知》一经公布，上海工厂纷纷报名登记，紧张的内迁开始了。

　　在这场工厂内迁运动中，时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主持一切迁移事宜。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内迁形势紧迫且不易，“其时上海的风声已然极度紧张，敌兵巡逻市上，面目狰狞，战机一触即发，住在租界以外的人们，都赶着搬家逃命。在租界内居住，亦赶着把家眷迁往乡间或原籍暂避。忙碌纷乱中，我们简直找不着人”。

　　工厂内迁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资金不足。政府当局的内迁补贴仅限于对军火制造有直接关系的兵工厂，非军需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只能“自行筹划”。

　　为此，当时申新纱厂的荣宗敬、大中华火柴厂的刘鸿生等32位较有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家联名要求，占上海工厂大多数的轻工业工厂也应纳入内迁名录，以满足战时后方的民生所需，支持长期抗战。即便如此，迫于紧迫的形势，内迁工作还得继续。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战事迅速扩大，而此时上海工厂的内迁工作才刚刚启动，致使内迁一开始就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

　　内迁交通路线或被封锁，或被军运所占，使得运输条件难上加难，只剩下由苏州河经镇江再西上这条水路。因战时条件的限制，运输只能“用木船伪饰以树枝及茅草等，每艘相距半里许、互相照应，循苏州河，用人力划出，途中如遇敌机来袭，则泊于江边芦苇丛中暂避，抵苏州河后乃雇佣小火轮拖原船至镇江，再换装江轮直驶汉口”。原始的木船载着沉重的机器在敌机的袭击下寸行，对每个内迁人员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工厂内迁活动也便中断。至此，由上海迁至武汉的民营企业共123家，机器设备12400余吨。于是，武汉成了上海民营工厂内迁工作的新中心，而这场漫漫征途才刚刚开始。

　　尚未落脚，再迁重庆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相信战争不会旷日持久，认为武汉远离前线，比较安全。不曾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溯江而上，武汉及其周边已不是设厂复工的安全之地。加之内迁至武汉的工厂，因土地征用、复工资金无着落等原因而无法开工。武汉已非久留之地，还没落脚的工厂不得不再次内迁。

　　经过考察，迁鄂工厂联合会委员们大多认为，四川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最为有利，因而把四川作为第二次内迁地。内迁至武汉的工厂在短暂停留后，便又开始大规模迁往四川。

　　武汉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建钢铁工业的地区，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建设的基础。鉴于西部钢铁极其薄弱，以及上海等地工业惨遭破坏或落入敌人之手的教训，抢救武汉、大冶等地的工矿企业，成为这一阶段的重中之重。钢铁工业的整体拆迁，在抗战爆发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上海工厂内迁成功后，迁厂气氛逐渐弥漫至武汉。

　　1938年7月26日，九江失守，武汉周边形势进一步恶化，武汉各企业的拆迁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力抢救半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保护好有限的工业资源，显得格外重要。冒着敌机的轰炸，克服种种困难，汉阳铁厂的拆迁持续了3个月。

　　1938年8月5日，马当要塞失守，长江门户打开。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当地工厂，规定各类工厂不论大小，凡对后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

　　武汉的工业远比上海落后，但内迁的范围却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武汉的工业几乎全部被拆运或炸毁。10月27日，武汉三镇弃守，拆迁抢运工作一直持续到最后关头，大大小小的木船、轮船满载着最后一批物资离汉西行。据统计，除上海迁到武汉的工厂外，武汉民营工厂迁出共168家。

　　40天，要么生存，要么毁灭

　　当时入川并没有太多选择，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的通道是沿长江经宜昌入川。根据不同航段航运能力的不同，负责此次运输任务的民生航运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将内迁分为两段。一段是从武汉到宜昌，另一段是宜昌到重庆。

　　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河道复杂，险象环生，有的地方仅能容一只船通过。一时间，所有从武汉撤出的物资、人员都集中在宜昌，准备经三峡入川。这其中的9万吨器材，是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关乎国家命运，一旦在运输途中被炸毁或被日军掠去，后果不堪设想。素有“川鄂咽喉”的宜昌，在1938年成了全中国命运的咽喉。

　　10月24日当天，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便从宜昌起航.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0多艘轮船和几千只木船，顶着敌机的轰炸，40多天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艰难地抢运着中国工业的命脉，被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此拉开了帷幕。

　　1938年秋，宜昌江边的码头上，人山人海，江边的空地上堆满了抢运过来的物资。而此时的日军也正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长江上空轰炸。

　　从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仅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的轮船尚且还能通过，之后便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没法入川。在40天之内要将所有的人和货运到四川，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可以走三峡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但每艘船的运载量只有200-600吨，依这样的运力，物资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

　　物资、难民、军队、伤兵源源不断涌入宜昌，几十万出川作战的部队和物资，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看到如此混乱的局面，卢作孚便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三段航行法”：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分为三段：从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用其他轮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经过流程优化，运输量迅速提高了数倍。

　　同时，很多大而轻的物资，完全没有必要使用紧缺的大轮船运输。在卢作孚的建议下，民生公司紧急征召了上千名水手和850艘大木船，2000多艘小木船，负责运输这些轻型物资。这样一来，运输效率又提高了不少。

　　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没有动力的木船，必须依靠纤夫才能经过三峡。无数纤夫在艰险的三峡悬崖上拉着纤，以保证木船和物资可以顺利通过。例如，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公司，在经过宜宾至重庆段时，全靠雇佣木船，由厂内工人充当纤夫拉船溯流而上，“岸边的江石年年被江水冲刷，变得分外尖利，工人们一不小心就把脚划得鲜血淋漓……一只船往往需要一二百名工人……顺利时每小时约可前进两丈，但更多的时候寸步难行。在拉纤过程中，四根纤绳断了一根是常有的事，若是第二根纤绳断了，即须立即将其余两根一齐砍断，任船下流至静水处，以免危险。而纤夫只得重回原处，从头拉起。”并且还要躲避敌机轰炸，此行，“员工被炸死2人，病死6人，从宜昌到重庆走了半年之久”。

　　另外，对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行的情况，卢作孚要求船只尽量利用晚上装卸，抢在白天运载。40天内，宜昌到重庆的航段，成了当时中国最繁忙的水域。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

　　从宜昌成功撤退，使得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得以保存，工业命脉、教育传承以及商业和文化事业随之转移到重庆。一大批工厂、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移至重庆，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

　　改变工业布局

　　1940年6月，轰轰烈烈的内迁工作基本完成。上海、武汉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近代工业企业，成功实现了内迁，从而使沿海、沿江地区较为先进的工业资产，实现了向工业基础薄弱的西南地区大转移，揭开了战时中国工业建设的新序幕。

　　沿海工厂的内迁，使得除东北以外的主要兵工厂都集中到了西部地区，成了大后方战时军事工业的主体，这也是工厂内迁最直接的目的之一——“为应国防上之急需”、“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

　　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兵工厂改变了以往一厂多能、大而全的状态，变得更加专业化。虽然存在原材料缺乏、动力严重不足等问题，但这些在西部重新崛起的兵工厂，战时的生产能力在总体上仍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同时还根据作战的需求，研制出了新型武器。据统计，作战消耗较大的机关枪、迫击炮弹、手榴弹分别比战前增长了677%、867%和165%，对正面战场的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大规模工厂内迁，不仅带来了门类齐全的重工业，也为大后方输入了先进的管理技术人才和发展资本。这些精英和资本，无疑对大后方工业、交通运输、农业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西部大部分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不便，许多有识之士都有开发西部的愿景，但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沿海工厂的大规模迁移，借助“战争之手”，西部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合理布局。

　　1937年的西部，工厂数量寥若星辰，并且大多是作坊式，近代工厂更可忽略不计。大规模的内迁，使得西部地区的工厂数量迅猛增加。利用沿海迁移的新式设备，大后方迅速形成了新的工业基础。

　　到1940年，西部地区的工厂多达1354家，重庆更是成为西部最大的经济中心，工厂总数达429家，占西南地区工厂总数的50.7%，占整个大后方工厂总数的31.6%。西部地区工业仅仅在5年之内，就已远远超过其过去30年发展总和，一个以重庆工业区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工业区开始形成，打破了旧格局，使中国的工业布局渐趋合理。

　　董尹（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