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克里姆特”的归宿

　　奥地利著名油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一百年前的一幅肖像画，拍出了世界艺术史的最高价，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比此前拍卖纪录最高峰的毕加索《吹笛子的男孩》一亿零五百万美元，价格高了将近三分之一。2006年7月7日，一个新闻轰动了世界艺术拍卖市场。奥地利著名油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一百年前的一幅肖像画，拍出了世界艺术史的最高价，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比此前拍卖纪录最高峰的毕加索《吹笛子的男孩》一亿零五百万美元，价格高了将近三分之一。

　　克里姆特出生于1862年，三十五岁时艺术趋于成熟，于1897年创建了“维也纳分离派”，走上了反学院派的创作道路。他的风格格外强调装饰效果，与“新艺术运动”、“青年风格”派有些接近。他开始转变画风的时候，作品被认为是惊世骇俗而不能被客户所接受。后来他采用彩色平面装饰纹样来突出他所描绘的主题，当这些纹饰开始变成弥漫的金色，深陷其中而略微变形的人物，变得神秘而迷茫，令他大获成功。克里姆特留下的《吻》和几幅人物肖像，一直陈列在奥地利画廊。奥地利画廊就是奥地利的国家美术馆。这几张画简直可以说是奥地利艺术的象征，变成奥地利国家的一种标志了。

　　名画《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的上拍，在几年前奥地利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视作国宝的艺术品怎么会走向拍卖场？这后面有一个曲折而不寻常的故事。

　　肖像画上的妇人叫阿德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糖业大王费尔迪南·布洛赫-鲍尔（Ferdinand Bloch-Bauer）的妻子。富有的费尔迪南本人其实是捷克斯洛伐克籍的犹太人。1907年，他重金邀请正处于创作盛期的克里姆特，给妻子画了几幅肖像。费尔迪南买下其中两幅，还同时买下了克里姆特的四幅风景画。在维也纳，费尔迪南的住所就像是一座博物馆，而请克里姆特画肖像，验证了主人的艺术收藏眼光。1925年，阿德勒突然去世。在去世前两年的1923年，她曾经留下遗嘱，提到了自己钟爱的克里姆特画作：“我要求我的丈夫在他去世之后，把克里姆特画的两张我的肖像和四张风景画留给奥地利画廊。”妻子死后，费尔迪南宣布，对于这些画，他会按照妻子的遗嘱去做。他在家里布置了一间纪念屋，里面总是摆满鲜花。此外，屋里只有妻子的肖像，这幅画以金色为主色调，被称为《金色克里姆特》。

　　1936年，在奥地利画廊的请求下，费尔迪南先捐了一张克里姆特风景画给他们。不久，欧洲局势骤变，不论是费尔迪南的犹太人大企业家身份，还是他一贯的政治观点，都会成为纳粹的追捕目标。1938年，他扔下在奥地利的一切财产，匆匆逃离，先去了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拥有的一个城堡，在纳粹再次逼近的时候，他逃往瑞士。直到1945年，费尔迪南在流亡中去世。

　　费尔迪南和妻子没有留下孩子，只有几个侄辈很亲近。在他最后的两份遗嘱中，前一份是宣布废除在此之前的遗嘱的全部内容，后一份是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三个侄辈。这时，他几乎已经失去了一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盟军没收了许多被纳粹掠夺的犹太人艺术品，集中在慕尼黑。这些艺术品来自曾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各国，其鉴定和归还过程非常复杂。盟军不接受原主人个人的归还申请，而是交给战后各国政府，由他们负责归还自己的国民。战争结束后，作为轴心国一员的奥地利纳粹政府当然垮台了，可是战后政府在对待归还犹太人财产上，仍然态度苛刻。这种被犹太人感受为“敌意”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它和历史上的欧洲反犹传统有关，富裕的犹太人引人嫉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在归还犹太人财产问题上态度相当傲慢，他认为“总的来说，不能让我们整个民族为犹太人的损失负什么责任”。这位总统也是个学者，还曾经是 阿德勒的朋友。

　　费尔迪南流亡后，失去了在奥地利的糖业公司，他的瑞士银行股票被纳粹拿走，他的家被占用，成了奥地利的铁道部。为掠夺费尔迪南庞大的艺术收藏，纳粹特地派了一个专家小组到他家里。费尔迪南收藏中著名的四百件一套的瓷器被拍卖，艺术品中的精品被送到维也纳博物馆，一些被送给希特勒和格林。纳粹的律师也乘机留下几件作为个人收藏。还有一部分准备留给希特勒筹备中的博物馆。

　　费尔迪南遗嘱的继承人是三兄妹，玛丽亚·阿尔特曼（Maria Altmann）和她的哥哥罗伯特（Robert）、祖姐路易丝（Luise）。他们在“二战”期间都历经磨难。1937年，二十一岁的玛丽亚成婚时，费尔迪南把妻子的钻石首饰送给了这个侄女。婚礼后仅仅几个月，费尔迪南就被迫流亡。玛丽亚的新婚丈夫被关入了达豪集中营，纳粹抓他是为了侵呑财产在交出产业之后，玛丽亚的丈夫从达豪集中营出来，他们仍然被软禁。费尔迪南送给码丽亚的首饰也被盖世太保拿走，其中的钻石项链被当作礼物送给了纳粹头子格林的夫人。最后，玛丽亚和丈夫冒险逃离，辗转来到美国。1945年费尔迪南去世的时候，他们还是美国公民。罗伯特和另外两个弟弟一起逃到加拿大。路易丝逃到南斯拉夫，她的丈夫却在战后被当作“资产阶级分子”枪毙。劫后余生，兄妹三人都已经流亡国外，就委托在奥地利的律师朋友黎奈克帮忙，看看能不能追回一些财产。

　　黎奈克律师开始艰难的追索过程。他从纳粹分子手里追回了一件克里姆特的风景画，又和维也纳市政府打交道。市政府同意说另一幅克里姆特风景画“应该”归还，可是却要向原主索要市价。这幅画其实在纳粹期间就已经交奥地利画廊收藏，画廊则坚称，根据阿德勒1923年的遗嘱，这画早就是捐赠品了，根本谈不上归还。阿德勒遗嘱和法律文件都在画廊手里，黎奈克律师根本看不到当时他一点不知道，奥地利画廊主任住加扎罗里。其实完全清楚画廊是非法占有。1948年3月8日，加扎罗里私下写信给纳粹时期的他的前任主任，明确表示，“布洛赫-鲍尔收藏”中的克里姆特画作，找不到任何合法的捐赠文件，所以他自己的处境变得“极为尴尬”。

　　加扎罗里也清楚知道，劫后余生的犹太人非常弱，根本无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因此，加扎罗里并不想归还非法占有的画作。1948年4月2日，他写信给奥地利国家纪念馆办公室的负责人德慕斯，对“布洛赫-鲍尔收藏”中的其他克里姆特画作表示关注。德慕斯第二天就给黎奈克律师打电话说，假如费尔迪南的继承人坚持他们对“克里姆特画作”的拥有权而不“捐献”出来的话，他们家的其他东西都休想得到出口许可。在这样的压力下，黎奈克律师答应妥协，作这种“损献交换出口”的交易，在文件中黎奈克律师写道：“我依赖于你对公正的判断。”在作出这个交易之前，黎奈克律师并没有特地就“捐献”征求国外继承人的意见。考虑到当时犹太人的处境和“国家”的强硬，黎奈克律师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捐出“克里姆特画作收藏”之后，他们的财物仍然被扣，只能继续不断“捐献”艺术收藏，直到1949年，他们还在苦苦为索回私产而挣扎，不仅是艺术品，费尔迪南留下的巨大的糖业工厂，奥地利只给六十万美元补偿，外加条件是继承人捐出已经成为奥地利铁道部的费尔迪南豪华私宅。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这一家人身上。当时的犹太人幸存者大多流亡在国外。奥地利政府就利用了盟军转交给他们的权利和一些出口法规，扣住属于犹太人的个人财产，并且以国家的名义，要求犹太人捐出大量艺术品，以换取将其他私人财产“出口”带往居住国的许可。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费尔迪南在捷 克斯洛伐克的私产就全数都被扣下。历经种族屠杀和完全没有法治的时期，犹太人的生存状态降到了最低点，能捡回条命就已经很幸运。战后索回私产的经验，让他们再次体会了被歧视和遭受掠夺的感受。可是，作为私人面对强大的国家和政府，都只能忍气吞声，让它过去了。

　　就这样，整整五十年过去了。

　　1998年早春，纽约现代美术馆喜气洋洋，他们租展了来自奥地利国家支持的基金会的两张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作品。真是很巧，埃贡·席勒的画风最初就是受了克里姆特的影响，埃贡·席勒和克里姆特见面的那年，就是费尔迪南请克里姆特为妻子阿德勒画肖像的1907年，当时才华横溢的埃贡·席勒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埃贡·席勒马上挣脱了克里姆特的影响，开拓了自己的独立风格。可惜他只活了短短的二十八岁，在1918年就去世了，在奥地利堪称画界传奇。

　　说句老实话，我非常喜欢埃贡·席勒，却并不那么喜欢克里姆特。也许是因为年轻，埃贡·席勒即便是描绘死亡，都充满生气，而克里姆特哪怕是铺满了金灿灿的艳丽色彩，依然让我闻到里面透出的死亡气息。当然，克里姆特能够如此艺术性地传达感受，自然是非天才莫属。

　　由于欧洲的排犹和“二战”中的迫害屠杀，致使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甚至比以色列人口还多。

　　埃贡·席勒画作的展出，使得当年纳粹对艺术品的掠夺和奥地利政府战后处理犹太人艺术收藏的劣迹，沸沸扬扬地被人们旧事重提。五十年过去了，奥地利政府当然也早就改朝换代、更换新人。奥地利文化教育部长盖勒是一位女士。她显然对这段历史不明就里，不知道里面还可能有什么猫儿腻。为了平息人们对奥地利国家形象的非议，她大大方方地宣布将公开历史档案，容许公众查询，以证明奥地利国家拥有的艺术收藏中，已经没有非法掠夺侵占的东西。

　　一位奥地利作家兼记者切宁，利用公开的旧档案作研究，写成系列文章，把下令公布档案的盖勒部长吓了一大跳。他的文章揭露，奥地利国家博物馆系统，战后控制纳粹掠夺的犹太人收藏的遗留，特别是主要的三大家族收藏，其中包括“布洛赫-鲍尔收藏”，从中大为获益。他特别指出，著名的《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在博物馆的宣传品中，一向说是1936年接受的捐赠，其实文件显示，博物馆是在1941年接受这张画，依据的是希特勒的律师写的一封信，信的署名是“啊道夫·希特勒”。

　　盖勒部长的回应是，停止开放旧档案，但是任命一个叫巴切尔的官员带领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基本肯定了切宁的研究，国家博物馆侵占了大量犹太人私产报告指出，所谓的战后“捐献”，是受到政府部门的胁迫，对“布洛赫-鲍尔收藏”的说明是虚假的。

　　1998年9月，盖勒部长提出新的立法提案：博物馆内凡是因战后以禁止出口胁迫原主捐赠的艺术品，一律归还原主。同年12月奥地利国会全票通过立法，并且由总统签署通过。同时，由另一条立法决定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具体甄别和操作，委员会由盖勒手下的一个官员乌朗负责法令签署一个月后的1999年1月，政府准许切宁对博物馆的“布洛赫-鲍尔收藏”文件做拷贝，他把拷贝交给了玛丽亚的律师。这时“金色克里姆特”的继承人第一次知道，当初政府对他们的委托人提到的阿德勒遗嘱不是事实。同年2月，应归还另一个家族的几百件艺术品也被确定下来。应国会要求，盖勒部长在报告中确认，克里姆特画作也属于受胁迫捐赠行列。奥地利媒体开始报道：克里姆特画作要归还了。

　　奥地利的这一系列动作，使人感觉，似乎奥地利这个战败的纳粹国家，终于翻过这一页，可以开始新的篇章了。

　　可是历史在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看上去，似乎拖了半个世纪的“布洛赫-鲍尔收藏”，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却又出现了节外生枝的情节。不仅反映了奥地利政府对国宝的不舍，更牵扯到奥地利政治思潮的一段逆流。

　　一个世纪过去，现代美术不仅被广泛接受，转折时期的早期现代艺术大师经典作品，也成为拍卖市场的宠儿。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布洛赫-鲍尔收藏”中的克里姆特画作，是克里姆特作品的核心之一，奥地利画廊是维也纳最重要的博物馆，这些画作是他们的招牌、是镇馆之宝，几乎是奥地利国家的标志。因此，委员会以乌朗为首的几个人，仍然试图阻挡这批克里姆特画作归还私人。

　　这里的关键是对1923年阿德勒遗嘱的判定。假如遗嘱具备法律强制的效力，那么在她的丈夫费尔迪南去世的时候，不论他是否愿意，他都必须按照阿德勒遗嘱捐出克里姆特画作，也就是说捐赠在1923年遗嘱中已经确定，只是捐赠时间定在费尔迪南去世的那一刻，假如阿德勒遗嘱不具备法律强制的效力，那么这只是阿德勒对丈夫表达的一个请求，他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即使曾经表示答应，也可以中途改主意。假如判定是前者，那么继承人就失去权利，这些画也不再属于根据新立法要重新甄别的范围，因为捐赠在战前就被确定，谈不上“战后强制捐献”了。

　　可是，由于画作本身并不是阿德勒的财产，而是她的丈夫费尔迪南的财产，因此，这个判断在法律上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困惑的事情。费尔迪南继承人的律师勒伯格认为，从法律上来说，1923年阿德勒遗嘱只是一个请求而已。可是乌朗拒绝和他讨论案情，拒绝他对事实的一些书面解释成为委员会成员阅读的文件，也拒绝律师在委员会投票之前陈述。在拖到1999年6月表决的时候，乌朗还在委员会做了一些手脚和误导，最终投票的结果是：不归还那五张著名的克里姆特画作，只归还十六张克里姆特素描和十九套瓷器。

　　投票明显不公正，受到奥地利政府行政机构的操纵。一名委员会成员伊莎贝尔在年底辞职抗议。她发表声明说，委员会从一开始对归还犹太人艺术收藏就缺乏诚意，尤其是对“布洛赫-鲍尔收藏”的投票，更是预设立场的结果。

　　看到投票结果，律师勋伯格非常震惊，他寄希望于提出这个新法案的女部长盖勒能够主持公道，他在给盖勒的信中指出，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严重违反了程序公正的原则，他请求对阿德勒遗嘱进行司法仲裁。这一次，意外地遭到盖勒部长的拒绝。盖勒回信中建议：你们不服，可以去法院告。打听下来，奥地利的民事法庭要求预先缴纳巨额诉讼费用，费用是诉讼标的价值的一个百分比，水涨船高。在申请部分减免后，诉讼费仍然高达三十五万美元。三位继承人都不富裕，玛丽亚当时已经八十四岁，还在以服装设计师的身份工作。四十万美元差不多是三位继承人的全部积蓄。再说，假如输了官司，他们还必须另外缴纳对方的五十万诉讼费。就在这个时候，政府部门公布，在计算价值的时候，还必须把判定归还而没有争议的素描和瓷器的价钱全都算进去。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此刻的奥地利政府，根本不想物归原主。他们渐渐看到，奥地利社会和政坛正在出现战后第一次极右派回潮。10月份就要大选，盖勒所属的右翼政党还落在民调的第三位，不是因为“太右”，而是“还不够右”。民调排名在他们前面的极右派自由党头头，公然发表赞赏当年纳粹党卫军军史的言论，并且宣称当年的所谓犹太人死亡营，只不过是“刑事犯的监狱”罢了。在这样的潮流下，关心自己政治前程的盖勒也加入了否认“浩劫”历史的行列。此时她再站出来帮助犹太继承人，显然很不合时宜。这样的大背景下，费尔迪南的继承人在奥地利无法寻求公正就是很必然的结果了。

　　早在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政府曾经签署了一个国际条约，其中第—十六条的意思是：自1938年3月13日以来，有许多被侵占的私人财产归还没有归还，奥地利政府同意这些财产必须归还。这个条约显然是特指德奥纳粹时期的侵占。1938年3月12日，是德军进入奥地利的日子，从此德奥宣布合并。

　　根据这样的国际条约，奥地利政府应该归还纳粹时期任何被侵占的私产。玛丽亚流亡美国之后入籍，作为美国公民已经六十年，律师勋伯格认为，在奥地利这样的政治大气候下，唯一的出路是根据奥地利签署的国际条约，通过美国政府为自己公民寻求公正的干预来解决，他说，假如不是这样，“这个错误将永远不会被纠正”。

　　1959年5月15日，驻奥地利美国大使就该条约二十六条照会奥地利，明确表态：在条约范围内，对那些现在还不知道的、未来可能出现的个人追溯归还私产案件，保留追溯的权利“布洛赫-鲍尔 收藏”一案，应该涵盖在其中。

　　在世纪之交，这个原本发生在欧洲的故事，由于费尔迪南的侄女、他的法定继承人玛丽亚的缘故，成为进入美国加州联邦地区法庭的一个案子，被告是奥地利政府和奥地利画廊。原告玛丽亚要求归还财产，奥地利政府提出“主权豁免”的动议，要求美国联邦法庭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奥地利政府即使是违法侵占，美国法庭也 ：未必有审理这个案子的司法管辖权。

　　美国联邦加州地区法庭的判定，否决了奥地利政府的豁免要求。奥地利政府提起上诉，美国联邦上诉法庭支持了地区法庭的裁决。奥地利政府随之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理由还是“主权豁免”，这就是“奥地利共和国等诉阿尔特曼案”最高法院确认的基本事实是，有争议的五幅克里姆特画作是费尔迪南的财产，在他生前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捐赠给奥地利画廊、他的最后遗嘱是把全部财产留给原告玛丽亚等三兄妹。2004年7月7日，最高法院根据奥地利政府违反国际法等一系列理由，以六比三的裁决，否定了奥地利政府在此案中的豁免权，这才有了《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创世界纪录的拍卖。

　　回看历史，奥地利国家确实有过合法拥有这些大师级艺术收藏的机会。费尔迪南·布洛赫-鲍尔，在获悉妻子留下遗言，请求他在去世后捐赠他收藏的六张克里姆特画作时，表示自己愿意遵照妻子遗嘱去做。阿德勒的遗言、费尔迪南的承诺，都不是什么很罕见的事情，这是很多富人、收藏家过去在做将来也会做的事情；没有迹象表明，费尔迪南对妻子的承诺不是真诚的、不打算履行。这六张画中，在他生前就已经提前捐出了一张。可是，国家和社会积极收藏艺术品、鼓励和劝说私人捐赠是一回事，政府出面掠夺或者鼓励纵容掠夺私人财产，那是另外一回事。在“二战”前，奥地利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一系列现代法治社会的规则都已经建立起来；而奥地利政府却以对自己国民的大规模掠夺和抢劫来“建立”国家的艺术收藏。这张《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肖像》被纳粹掠夺之后，是以希特勒签名的文件送入奥地利国家画廊的。此时的国家博物馆由大量对自己国民屠杀侵占的艺术品组成，竟然无意纠正这种错误。如果站在那里欣赏艺术的奥地利人，对同胞的遭遇完全无动于衷，对正义和公正没有感觉，那么哪怕坐拥“国宝”，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又在哪里？

　　在这个漫长曲折的故事中，人们看到：此案虽然牵扯美国的三个法庭，可是，正如一位研究“浩劫、大屠杀和人权专题”并在此案中出庭作证的美国专家所指出，这次最值得受到敬重和赞扬的是奥地利仲裁法庭。在他们的审理过程中，媒体每天在跟踪报道，法官们受到来自奥地利政府和公众的巨太压力，可是他们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最后一致作出了公正的裁决。他们帮助奥地利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再次以他们的裁决向奥地利和世人宣布，公平和公正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基础，是—个有创造力的健康社会的基础。哪怕时光过了七十年，哪怕是一个孱弱的九十高龄老人，只要正义站在她一边，强大的政府也必须低头认输。公平、公正是文明社会的第一原则。

　　最后我想说，这次拍卖是公平的。在拍卖中，国家其实始终有强势国力带来的优先权。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对于个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天价，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没有在这次拍卖中合法获取和保留自已的国宝，这是奥地利自己的选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作品《金色克里姆特》的买主是纽约的化妆品巨头劳德（Ronald. S. Lauder），他宣布这张画将永久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博物馆展出。九十岁的玛丽亚说，当年阿德勒一直希望这张大师的画最终能够向公众展出，对今天这样的结果她感到欣慰。

　　站在这张画前，为伸张正义整整奋斗了九年的律师勋伯格说：“有一件事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说出玛丽亚和她的家人的故事，说出犹太人在浩劫中的遭遇。现在，通过挂在墙上的这张画，这个故事被说出来了，它还会一遍又一遍地被人讲述。

　　文 Article>林达 Lin 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