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幼儿园的记忆并不怎么好，去上学的第一天是从欺骗开始的。我妈让表姐带我去幼儿园玩，并叮嘱她，看我玩得高兴了就可以悄悄走开。表姐照办了。于是，那一天中午，从进入陌生新奇环境的兴奋中回过神来的我，四处搜索表姐却遍寻不到，心情晴转多云，恐惧和焦虑、无助带来了强降雨——我委屈得嚎啕大哭，那时老师正在教小朋友们唱一首《小螺号》。在夏日的晴朗天气里，校园里知了声声，孩子们在唱着“小螺号嘀嘀嘀吹”，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遥远而虚幻，自己仿佛被抛弃了。
虽然第二天我说什么也不肯再上学，但终究做不了主，过了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小朋友都要上幼儿园的事实。幼儿园的小玲老师住在我家附近，她父母早逝，和奶奶住在一起。小玲老师梳着长马尾辫，双眼皮大眼睛，下巴尖尖的，说起话来很干脆，心血来潮时会给女孩子们梳花样复杂的小辫子。我那时候觉得她很美，但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被她喜欢而不敢亲近。
村里的幼儿园有几十个孩子，却只有一个老师，大中小班都在同一间教室。小玲老师文化水平不高，偶尔教教大家唱歌和拼音，别的时间都是孩子们自己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或者在院子里乱跑。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使是一帮五六岁的孩童，也并不全然是成人眼中纯洁与天真的模样。有人呼朋引伴，有人莫名被孤立，群体中总有强者和弱者，不喜欢一个人完全不需要理由。有个叫珊的腼腆女孩，不知何时起突然成为了男孩们欺负的对象，他们呼啸着飞奔而过，追逐着她满院子跑，有时她成功逃脱，有时也会被逼到角落里。“脱了她的裤子！”有一天，有个顽皮的孩子起哄道。于是，真有几个孩子动起手来拉扯她的衣服，珊红着脸，在地上打起滚来，露出很白的一截肚皮。“她真白啊。”有人惊呼，其他人就远远地看着。那些孩子并没有预谋，见珊哭着要告诉老师，不知该怎么办好，就迅速散去了。
这看起来猥琐的行为并没有性的意味，只是小孩子们无端地觉得脱别人衣服看不该看的地方，可以达到羞辱他人的目的，而且这种羞辱能奇异地满足他们的自尊心。珊并没有跟老师和家长说这件事，依旧沉默寡言。我对幼儿园的同学大都印象模糊，但对那个几乎未说过话的珊，却仍记得她的模样。她面庞白净，睫毛很长，个子很高，若打起架来并不见得会输，可她的怯懦让她成为群体里最弱的一环。我转学后就没再见过珊，不晓得她后来是否能够逆袭，那些无端的恶作剧有没有给她的成长带来阴影。长大后的我，为没有帮过她而遗憾，可小时候的我内向胆小，怕自己也成为她那样的人，同样不知所措。
幼儿园没有寒暑假，每逢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学生在家闲得无聊，回幼儿园找小玲老师聊天，顺便帮她看着这些小朋友。大几岁的孩子，身体智商比幼儿园的高了一截，被赋予了“管人”的权利，俨然是监狱长的角色，管纪律比小玲老师还要严厉。他们创造了很多新奇的惩罚招数来对付不听话的小朋友，比如朝人头上扬土，让一个人坐在地上，其他人从他头上迈过去……有一个梳两只麻花辫，辫梢还绑着大红绸子的小姑娘，想出一个新主意，让上课说话的小朋友躺在院子的地上，仰头看明晃晃的太阳。她的理由是，这样会“炫瞎”眼睛。我受过一次这样的惩罚，因为她见不得我“由于妈妈是老师而很嘚瑟”。
由于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这些戏弄与勾心斗角只局限在孩子们的世界里，父母和老师从不会认为那群嬉戏打闹呼啸而过的孩子中间存在如此的凶险。成长是很不容易的，人性的美好和恶意并没有确切的界限，始终并存。我怀念童年的很多人和事，但一想起那种无力感，还是无比庆幸已经长大，有能力做决定，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李星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文/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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