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再有新月派？

　　——兼评黄红春《古典与浪漫——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黄红春的学术专著《古典与浪漫——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是在她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作为她的指导教师，我见证了这部专著历经艰辛而成形的过程，也见证了一位青年学者对于学术的执着及其隐含的这个年代弥足珍贵的职业伦理精神。

　　新月社是现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文学社团，但与其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意义和文学史地位相比较，关于它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很不成比例的。显然，这与“讲述历史的年代”相关。我想，随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延展和深入，以新月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资源，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新月派不仅是社会现实的文化批评者，更是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者。

　　坦率地说，黄红春的新月派研究，也激发了我对新月派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不禁生发现代中国何时再有新月派的感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吧。因而在评析黄红春这部学术专著的同时，我也想谈谈自己对新月派的一些研究心得。

　　一、被现代文学史低估的新月派

　　我在翻阅新月派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由于研究者讲述年代的不同，新月派的面目大相径庭。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新月派研究，基本远离新月派的本相。那个时代普遍将新月派视为统治当局的帮凶，因为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称新月派为“刽子手和皂隶（古代社会衙门里的差役）”，而且在批评文章中斥责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当时的鲁迅不仅是个伟大的作家，而且还是文学圣殿中的一尊神，以他的话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价值参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学界将他的批评话语作为文学史的定论，则缺乏足够的学理支撑2。

　　新时期后的新月派研究成果较为丰硕，黄红春的专著对此作了系统的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与前三十现代文学史构成鲜明反差的是，普遍将新月派成员视为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这无疑更加贴近新月派的本相。但同时我也发现，新时期的研究成果大多还是沾滞于新月派的文学实绩，这显然缩小了新月派原本的现代思想文化意义。它们于文学之外的关注焦点，则是新月派成员的人格心理，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放大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特个性、纯真心态和浪漫气质，而忽略他们日常生活的无奈和心路历程的苦痛。也许，这种世间再无新月派的感叹性“误读”，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某种人格依附、内心压抑和精神焦虑的心理补偿？

　　学界一般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新月派研究远离对象本相的缘由，主要是新月派于20世纪20年代末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文学主张，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学工具论针锋相对，20年代末新月派与革命文学的论争就是明证。1949年后，当年左翼文学的践行者完全掌握了文学话语权力，并按“意图伦理”的原则编撰现代文学史3。他们根据新月社主要成员抵制革命文学的立场和态度，将其认定为“统一战线中的右翼”，因此新月派的文学史价值地位被贬低，甚至遭受拒斥。新时期后，虽然新月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重新进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但是研究的禁区是逐步开放的，既有成果大多关注新月派成员的文学实绩以及他们的人格心理，而且文学实绩也主要集中在诗歌创作以及新诗理论，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念及其思想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理解和深度开掘，这又是何故？

　　其实，自由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多舛命运，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上述的说法还只涉及新月社被现代文学史冷遇的近因。自由主义文学原本是从新文学运动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文学派别，因而远因还得追溯到五四时代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最初，以陈独秀、胡适和周氏兄弟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竖起新文学这杆大旗，但是仅仅几年的时间，新文学团体内部便出现了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裂痕，而且他们的分歧由社会政治观念扩展到文学思想观念，最终导致新文化团体的分化。可以说，他们是在新文化大旗下聚集，又在这面大旗下分道扬镳的。时值今日，新文化团体关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的设想及其分歧，依然引发我们深省。

　　后来成为新月派精神导师的胡适认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4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李大钊则回应道：“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5这就是说，他们在建构现代中国的思路上产生了分歧。在我看来，这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论争，在新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下的继续、深化与变异；而2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形成的自由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双峰对峙的格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现代中国这辆庞大的社会列车步上革命的轨道，既有外部历史现实的驱动力，也有内部思想文化的惯性，它一旦隆隆开启，气势如虹。直至我们置身其中的新世纪，还能听到关于“告别革命”的辩难声音，我们仿佛又瞥见二三十年代徘徊在现代社会十字路口的新月派身影，难道这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宿命般的两难选择？

　　综上所述，现代文学史整体上低估了新月派文学的现代性精神价值。新中国前三十年新月派研究远离研究对象本相的原因，是研究者根据“意图伦理”的原则，否定新月派文学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文学史价值。新时期后的新月派研究贴近对象本相，但其研究重心大多沾滞于文学本身（有的文学史干脆称之为“新月诗派”），它们放大新月派成员的自由心态和浪漫情感，而规避新月派在现代社会十字路口徘徊时的内心困惑和情感矛盾。究其缘由，还是与“讲述历史的时代”相关，固然较为复杂和微妙，但其中的主要原因则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当代文学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路径上，仍然缺乏共识，而且研究主体的整体思想文化水准似乎还达不到新月派的精神高度。当然，这也意味着新月派研究拥有丰富的潜在研究空间，其既有的现代性因素召唤我们去发掘与激活。

　　如果说最初我认同而且鼓励黄红春选择新月派这个研究课题，还只是出于一种专业的直觉或者经验，那么如今从学术史上重新梳理这个课题选择的理由，则更有一种坚定的学术信心。

　　二、社会怨恨视阈下的精英文化群体

　　尽管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业已作出严酷的结论，自由主义的社会改良思想生不逢时，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个历史结论只是社会政治层面的结论，而思想观念及其深层的文化缘由，远比政治历史更为暧昧。其实，曾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胡适和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与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语丝社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就有过种种思想行为的龃龉，虽然个中恩怨有着不同的具体原因与媒触，但是经由时间潮水的冲刷，相互抵牾的个人情绪与是非曲直大多淡化，最终缘由还是隐隐约约地指向新月派的“绅士”文化品位和精神气质。例如，徐志摩因为鲁迅对自己的屡次嘲讽感到十分惶惑，为此专门致信周作人，想了解鲁迅为何如此。鲁迅后来解释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6这就是说，鲁迅与徐志摩的是非恩怨，如果祛除具体的矛盾和媒触，那么主要缘由还是在于他们不同的现实人生态度以及个性的差异，也在于他们不同的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

　　新月派成员基本都曾留学欧美，他们的价值观念既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又受传统文化熏陶，形成了开阔而不芜杂、灵动而不游荡的文化心理，养成理性、节制、儒雅、宽容的精神气质。同时，他们大多身居高校或者文化机构的象牙之塔，生活相对稳定和优渥，用现在的话说，可谓是竞争社会的“成功人士”。然而，他们并没有绻缩在象牙之塔，安于优渥的生活，而是在著书立学的同时不断地办刊物写文章，忧国忧民忧自己。然而，可能连这些向社会启蒙的现代文化精英自己都不明白，不仅他们主张理性和倡导自由的微弱声音，极易被激进革命的喧嚣所掩盖，而且就是他们的自由超越的精神、稳定有序的生活以及理性宽容的人生态度本身，在那个急剧世俗化与平等化的过渡性现代社会，也会成为社会怨恨情绪的抨击对象。一般说来，在传统的等级社会或者成熟的民主社会，个体人性中的嫉妒不至于形成社会的怨恨情绪，而在一个由封建等级化向现代平等化过渡的社会，才会出现这种社会怨恨。因为这种社会的现实状况与社会承认的正义价值相悖，“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7。

　　新月派这些向往自由、理性和秩序的文化精英敏感意识到，他们在动荡的现代中国犹如汪洋大海中的礁石，轻而易举地被革命的狂风暴雨淹没，因而对于社会革命抱有本能的恐惧和理性的排斥。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国家贫穷，官场贪腐严重、社会两极分化，这无疑是滋生社会革命的现实土壤和温床。对此，新月派成员不可能视而不见，这也是他们不满现实和批判社会的直接原因。但是，他们毕竟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学群体，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遗传基因，因而他们将审视的目光越过社会表层，企图用文学方式直抵人性。也可以说，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但更加担忧隐匿在革命合理性之下的暗涛汹涌的幽暗人性。自由主义思想视阈中的人性幽暗意识，最初源自希伯莱的宗教文化，“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8这种思想的消极方面在于，他们认为人性不会因为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善，反而可能会在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的诱惑下膨胀；特别是幽暗人性中的权力欲望往往越过自我而融入超我，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故此，新月派坚执人性论的文学观念。

　　研究法国革命的权威勒庞认为，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后果差异在于，宗教革命没有任何经验可向其教徒揭示他们是否受到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9。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使人们再次领悟到人类关于复杂社会与人性本身认知的有限性，这种认知的有限性逼使人类更加重视历史的思想反思，也迫使人类社会更加重视自身的纠错能力，因此成熟的现代社会都会承认文化的多元化，认同精英文化的存在价值。从这种角度讲，如果我们拂去蒙在新月派身上的历史尘垢，那么理应重视以新月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的思想价值，并将它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可得性的思想文化资源。

　　三、理性视阈下的人性文学观念

　　现在，应该回到黄红春的这部专著了。这部专著主要是梳理和论述新月派的文学观念。我认我认为，它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这部专著以文体为架构，结合新月派成员的创作实绩，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这个自由主义文学社团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倾向。它认为，新月派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兼具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美学风格。进一步说，新月派的文学观念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在艺术与人生关系的价值取向上，提倡自由和理性，在审美倾向上则主张古典与浪漫。

　　新月派成员中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卓有建树的，当属梁实秋，因而我们可以将他视为新月派文学观念的主要代言人和阐释者。由于梁实秋师承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白璧德，因而他的文学观念并不前沿。与当时动辄标榜“主义”的先锋批评家相比，他更喜欢讨论人类先哲念念不忘的“人性”，主张以人文价值来规范人生，倡导文学表现普遍与永恒的人性。这种文学观念，一方面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纽带，连接中西历史文化观念，力图使现代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上开花结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道德焦虑推动着人类的人性思考。这种人性思考的现代社会意义，恰如维柯所说：“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使专心致志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10

　　新月派不仅在文学观念方面强调人文精神，在社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新月派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起了自由与人权问题的讨论。当时迷信意识形态的人也曾讥讽他们，认为这是过时的思想观念。梁实秋直至晚年还提及这桩思想公案：“当时也有人（因谈自由与人权）讥笑我们，以为人权云云乃18世纪思想，现在还谈这些陈腐的道理未免落伍。事隔半个世纪，国内国外一片呼吁人权之声又复洋洋乎盈耳，当时讥笑我们的人也还有健在的，不知此际，除了随声呐喊之外还有什么感想？”11尽管新月派关于社会革命的态度上存在着历史判断的偏见，但是他们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论述，接续了晚清民初以降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建构工程，不仅关涉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架构，而且也是革命意识形态无法替代的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

　　其次，这部专著清晰地梳理出新月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通过新月社主要成员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研究，论述了这个文学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虽然新月社本身存在的时间不过十余年，但它在新文学历史中上承“现代评论派”，下启“京派”，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自由主义文学社团。如果再拉开文学历史审视的镜头，新月社开创的自由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历经磨难薪火相传，业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月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都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但是其中的沈从文却是个例外，为此能否把沈从文列入新月社，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这部专著认为，应该把沈从文看作新月成员，并且援引详尽的资料加以说明。表面上看，将沈从文视为新月派成员，可以壮大新月社的文学实绩，因为新月派的创作业绩主要表现在诗歌、戏剧和散文领域，唯独小说，可能只有沈从文和凌叔华具有文学史价值。然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从新月派文学观念与沈从文“湘西世界”文学价值的相互关联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那么可以发现，人性论的文学观念可以合理地阐释沈从文小说的深层意义，而“湘西世界”则能以丰富而生动的形象证实人性论理论的合理性。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悉心构筑的“人性神庙”，旨在唤醒我们民间社会自在形态的自然、质朴和健康的人性，深刻反思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导致的功利主义的负面性，以抵御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命和自然世界病态的肆意挥霍和疯狂掠夺。同时，“湘西世界”还呈现了人世间宿命般的悲苦，即使是善良的人们也得承受不可理喻的生命残缺与人生缺撼。因此“湘西世界”是现代语境下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人生思考和人性关照，而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只是以牧歌式的宗法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徒然对抗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文化。

　　最后，这部专著既有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扎实的文献资料，还有比较敏锐的个人洞见。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专著紧贴研究对象，资料翔实，论据可靠。这不仅充分体现出作者在资料爬梳和整理方面所下的功夫，而且关乎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是现代学术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坦率地说，现在一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为了深刻地阐释研究对象，迎合所谓的创新意义，苦心孤诣地援引理论，而且对国外前沿性理论趋之若鹜。我认为，文学专业的人文性质，决定了这个学科更多地是接着说，是积累性的创新，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断裂性的创新。善于学习新理论和新方法，这肯定是个好事，但是问题在于，有的论文往往是先寻求一种思想观念，制作一个理论框架，再根据这个理论结构来分解研究对象，然后分别进行论证与阐释。这里的问题症结在于，在有的国外文学理论与其研究的本土对象不甚契合的情境下，为了自圆其说只好削足适履，或者东拉西扯。这种理论先行的结果，导致原本生动而丰富的研究对象被肢解甚至被扭曲，以致面目全非。我赞同的文学研究路径是，首先应从研究对象本身着手，结合原始资料与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从中发现问题；再援引相关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方法进行论证；最后在论据可靠与论证合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刻阐释。

　　上面曾提及，新时期的一些新月派研究，有意无意地放大新月派成员自由浪漫的心态和特立独行的个性，这种重塑的形象固然与其历史本相有所差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由于对象身上灌注了研究主体的生命气息，因而显现出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显然，研究主体在对象中不由自主地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体验，也从对象研究中反视到自身，从主客体交互的思想情感中体悟到一种人文研究的精神愉悦。这也是说，大多研究成果与艺术作品一样，不同程度地存在缺憾，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从既有成果中汲取长处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当然，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过程，而结果则是个人的造化。

　　1 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6页。

　　2 其实，这里包含着鲁迅与梁实秋的个人恩怨及其情绪表现。引发鲁迅气愤的原因，是1929年11月梁实秋在《资本家的走狗》和《答鲁迅先生》两篇文章里（《新月》第2卷第9期），暗指鲁迅是革命作家——充当共产党的“打手”，拿苏联人的卢布写文章的作家。实际上，鲁迅当时并不是职业革命家，而是倾向革命的自由作家，他不仅不拿组织的津贴，有时还要用自己的稿费补贴一些流离失所的革命青年。因此鲁迅认为，梁实秋文章中的暗示是恶意中伤，也是一种变相的告密。

　　3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7—117页。

　　4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57页。

　　5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6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页。

　　7 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页。

　　8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9 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0 冯克利：《小观念里的大见识》，《读书》2015年第2期。

　　11 宋益乔：《新月才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