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捨命的總書記胡耀邦

　　二〇一五年春節，央視播放《轉折時期的鄧小平》系列片，將我帶入八十年代那激情燃燒的歲月。看到劇中時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為平反冤假錯案而頂住各種壓力，上下奔走的場景感慨萬千。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家父因提議公司加強業務工作被打成右派批鬥，不堪屈辱而跳樓，家父去世後住在北京月壇北小街五號院財政部宿舍被收回，母親帶著四歲的我、一歲的弟弟被掃地出門。二十年後，家父的冤案得以改正，使我擺脫「黑五類」子女被歧視的困境，開始正常工作與生活。「為什麼我總是想起你，走過冬天的人，渴望溫暖，是你打開家門，向未來跨越，自由的空氣，是那樣新鮮，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變。用你的身軀，挺起強大的世界……」深情的主題歌，使我沉浸在對耀邦的思念之中。

　　我發短信與朋友們交流，隨後收到耀邦之子胡德華給我的《一九六五：耀邦早春行》（陝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版）和評論，讀後使我震撼。

　　陝西「百日維新」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耀邦赴任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當時陝西深陷「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旋渦中，幹部隊伍被當成敵對分子或被誣為有政治經濟問題而逮捕六千四百七十人，拘留五千人，被整死六七百人，農村無法正常生產，極為貧困。他緊急叫停該項運動，設法解救被關押的人們。他奔走鄉里，為農民減去沉重的征購負擔，放開農貿市場，建水塔建路建橋建化肥廠，發展工業和手工業；解決了很多原本應該解決，卻又沒人敢於解決的極左問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即「二十三條」）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西北局和陝西省委黨政班子視耀邦的政績為「右傾路線錯誤」而全盤否定，在全省揭發批判，直至耀邦病危住院，病情好轉後，繼續被揭發批判長達四個月。當時到陝西出差的葉劍英獲悉而非常焦慮，與張愛萍一起，執意把耀邦帶上專機回到北京，張愛萍見陝西境內的莊稼感慨：「陝西肥了，耀邦瘦了！」

　　由於耀邦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的惠民政策，還權於民，順應民意，解放了生產力。一九六五年秋收，陝西全省工農業總產值大幅增長百分之二十四點九六，其中農業產值增長百分之二十八點九六。在耀邦八天裡跑了七個縣的安康地區，糧食產量即達十點六九億斤，比一九六四年六點九九億斤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二點八，改變當地人均口糧每月二十斤以下，斷糧人口達三點六萬人（餓死十二人）的貧困局面。耀邦在陝西的改革之舉，被民間稱為「百日維新」，卻被當地批判為「犯了嚴重錯誤」，至今仍未平反。

　　一九八〇年九月，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提出的「試行包產到戶」，形成《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七十五號文件而發佈，突破了僵化的農村體制；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胡耀邦連續五年主持制定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推動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業連年增產。

　　耀邦於一九八七年一月辭職後，很少談論自己的被非難與冤屈，憂患國家的前途和民眾的疾苦。他抄錄馬克思的話給其秘書劉崇文：「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的，應當努力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沒有完全顯露出來的後果。」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七十三歲的耀邦因突發心臟病而去世。

　　耀邦客廳飄書香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耀邦病逝二十六周年，八時半，我來到北長街會計司胡同二十五號，走進胡府，剛好遇到胡德平大哥出門，他拉著我的手說：「你（寄）的材料我看了，「延安整風」那段寫得好。」客廳保持耀邦生前的狀態，

　　桌上擺放著耀邦青銅像，金色基座雕刻著黨徽，兩旁擺放著向日葵和玫瑰花，地上擺滿人們敬獻的花籃，牆上掛有耀邦和李昭夫婦的畫像。

　　屋內的一面牆擺放書櫃，藏書豐富，耀邦酷愛讀書，涉獵廣泛，每到一地，先要翻看當地的《縣志》，了解當地風土民情與歷史沿革，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問題。他關注世界政治經濟走向，帶領國家走向文明。

　　我凝視著牆上栩栩如生的耀邦大幅畫像，感受他在這個房間裡留下其生命最後的思考和憂國憂民的情懷，久久未能平靜。

　　耀邦「簡法護民」的立法觀

　　客廳裡有幾位胡家的朋友和學者，「百年耀邦」攝制組正在拍攝場景。面對編導的提問，我談起當年在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從事立法的規劃工作，而感知耀邦。

　　一九八二年耀邦對《「六五」立法規劃草案》（要制定一百四十五個法）的批示：「沒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法，要鼓勵正當的積極性，要限制和制裁錯誤的、反動的積極性。」

　　一九八五年七月，我執筆《「七五」立法規劃草案》（要制定三百個法）。耀邦認為「立法太多，人們記不過來，無法維權」，而嚴厲批評。當時，我幼稚地認為，耀邦不懂立法。法律界的主流觀點是「法由司法人員掌握即可」。

　　一九九二年，上海文匯報社黨委書記兼總編輯張啟承和駐京辦主任首席記者王捷南為搞好中共「十四大」和全國「兩會」政策和法治宣傳而前來求援，我因公指導給其閱覽相關文件，使該報社取得成效，受到「十四大」新聞領導小組的通報表彰。一年後卻成了舉報我「泄密罪」的證人。一九九四年初，我身陷囹圄。江平律師（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為我無罪辯護。當厚重的鐵門在我身後砰然關上的一聲悶響，耀邦的嚴厲批評，猶如驚雷震響！我猛醒耀邦「以民為本，簡法護民」立法觀的遠見卓識。

　　法治建設的前提是，必須大力向民眾深入普及而使其掌握，形成公民社會；必須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必須對司法人員實行有效的監督制約，三者缺一不可！

　　誰說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認識到，在我國從人治向法治社會的轉折時期，只有重建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大力開展全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由廣大民眾起來掌握法律，才能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小個子扳倒大個子」

　　九時起，耀邦身邊的工作人員陸續到來：九十四歲的黃天祥（耀邦在川北行署區和團中央的老部下）和夫人李蓉、八十四歲的高勇（耀邦在團中央的秘書）、八十一歲的李漢平（耀邦的警衛秘書）等。大家聊起耀邦，恍如昨日，寥寥數語，皆體現耀邦率真坦誠的人格魅力，仍在感染眾人。

　　錢江（人民日報資深記者）等學者分別介紹各自對耀邦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新進展，大家談論紀念耀邦百年誕辰，透著人們的關切和社會環境的冷暖春意。

　　耀邦在「文革」期間下放勞動的河南省信陽黃湖農場送來花籃和《信陽文史資料「五七幹校」回憶耀邦》特輯。

　　胡德華夫婦為每人端上熱茶，九十四歲李昭老夫人因昨日接待前來祭拜耀邦的來客，夜裡未休息好，未能看望大家。

　　八十歲的劉瑛談起一九五〇年十四歲從北京女三中，赴黑龍江友誼農場，成為我國最早的康拜因聯合收割機手。一九五七年七月，她參加了團中央書記耀邦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大會，回憶往事，劉瑛激動地說：「耀邦的大會發言很精彩，熱烈掌聲，我的手都拍疼了。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謝列平激動地把耀邦舉了起來。第二天，蘇聯《真理報》頭版報導，標題是《中國小個子扳倒蘇聯大個子》（大個子謝列平，小個子胡耀邦）。然而多年後，「小個子扳倒大個子」被換成「鄧小平扳倒赫魯曉夫」的另一個版本了。」

　　解放思想撥亂反正

　　八十三歲沈寶祥教授（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第三任組長）談起：一九七七年七月，耀邦為打破政治禁錮，把顛倒的理論是非觀念再顛倒過來，創辦黨校的內刊《理論動態》。他們曾十多次到富強胡同六號的耀邦家中開會，寫出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下午，耀邦親手改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凖》，四日後在《理論動態》第六十期刊載，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頭版發表，隨即全國百家報社轉載。引發了全國上下的真理標凖問題大討論，衝破十年「文革」的思想禁錮，對推動我國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有人提醒「理論問題要慎重」，耀邦反駁「理論問題要勇敢！」

　　沈寶祥教授說：「燈市口西街富強胡同六號是普通的四合院，因耀邦在此運籌帷幄，革故鼎新，處理解決黨和政府在轉折時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而有了特殊意義。不久前，我又到那裡懷念耀邦，感到厚重的歷史感。」

　　臨近中午，大家向耀邦銅像三鞠躬，合影，告辭。

　　送走客人，胡德華大哥問我：「書你有沒有？」我說，沒有。他叫愛人取來《胡耀邦傳》（征求意見稿，三卷本）送給我。此書一百一十萬字，由耀邦的五位團中央老部下撰寫，記錄了耀邦一生的坎坷經歷，也是一部治國活動史。第一卷：從耀邦出生至一九七六年七月「文革」已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後兩卷尚未出版。

　　耀邦十四歲參加革命，為民求解放，從紅小鬼，到身居黨政要職，歷經戰場的出生入死，歷次政治運動的打擊迫害。他深刻認識到，總結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政治體制的經驗教訓，變法圖強，事關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居樂業，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他帶著這個無以釋懷的心結，走了……

　　時值耀邦百年誕辰，官方和民間都在紀念他。他以民為本，為民捨命，堅持真理，一身清廉，兩袖清風，人民懷念他，也是對他倡導憲政民主法治向往和期盼。

　　文、圖/俞梅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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