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與成功系列 人格講談（二）——中國人人格結構探索

　　研究人格特質背後潛在的結構一直是人格健康諮詢專家們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因而存在著人格結構因素（維度）之爭；而論證某一人格特質結構的文化普適性或者文化特殊性，則成為當今人格健康教育研究者們工作的一個重要方向，因而存在著彼一人格結構與此一人格結構能否相容之爭。指出人格因素數量及其理論定性之爭很可能僅具有方法學意義，對於真正瞭解人格的本質並非關鍵。真正找到人類共有的和某一人群特有的人格特質結構的唯一途徑，只能是各種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健康諮詢專家超越各自理論、彼此平等接納、從文化的、乃至遺傳的角度共同探索。

　　人格特質理論是人格心理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支點。該理論認為，特質是構成人類個體人格的基本單元，可分為表層特質和深層特質。表層特質會因人而異，但深層特質則在個體間存在著共同結構。深層的人格結構可以用分類的概念，或者用維度（或因素）的概念來加以界定。無論採用怎樣的概念，特質理論的關鍵點就在於：首先承認人格特質是可以分析的，然後再在分析出來的特質基礎上探索人格的結構。

　　人格特質因素模型風靡一時，導致許多研究者相信，人格因素就是人類個體行為背後的共同人格結構，具有人類普遍性。背負著歷史使命的心理學家們始終真誠地希望，他們也能夠像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們那樣，最終有一天會發現普適的心理結構（無論它是認知結構、還是人格結構），從而幫助揭開人類行為之謎。為了進一步驗證人格特質因素結構，後來的研究者便朝著兩個方向繼續探索，一方面他們努力探究人格特質的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廣泛尋求該結構的文化文字研究證據和理論。筆者的探討將主要集中在第二個方向上的研究。

　　對中國人人格特質的心理學研究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開始起步。由於中華民族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中華文化不僅起源早，並且在整體上始終保持著一定程度的連續性，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十分獨特的。因此，中國的學者似乎有更多、更強的理由相信，中國人的心理行為、乃至人格特質中存在著不同於其他文化群體的「特殊性」，中國人人格研究中的「本土化運動」便是這方面十分鮮明的代表。隨著中國在世界事務中地位的上升，本土化（或者中國特色）的理念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

　　筆者通過總結我們過去二十多年中進行的系列實證研究結果，嘗試提出一個人格特質六因素結構假說（這在上期的人格講談（一）中已經有論及），並試圖回答人格結構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的問題。

　　社會上普遍知曉的中國人人格測量表發現的四因素人格特質結構，早在西方人格五因素模型開始被人們廣泛認識之前，我國學者就已引進了大量西方著名的人格測驗工具，如MMPI，16PF，EPQ等。

　　這些研究表明，西方人格測驗在中國人群中使用過程中也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但引進的人格測驗在我國人群中使用時，也存在著諸如文化偏差等無法從根本上加以克服的問題。因此，一些心理學家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便開始探索建構符合中國文化和國情的人格測驗工具，其中綜合性的人格測量工具當屬《中國人人格測量表》，簡稱CPAI。其中人格量表部分包含著許多西方人格測驗不曾有的「本土化」人格構念，如「面子」、「人情」、「和諧性」等。這些人格構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人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斷積累下來的豐厚而又獨特的人格特質。對《中國人人格測量表》的二十二個人格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中國人的人格特質背後潛藏著一個四因素共同結構，即可靠性、個人性、領導性及人際關係性，其方差總解釋率約為百分之五十九。值得注意的是，「人際關係性」這個因素包含了眾多「本土化」人格構念，顯示出中國人在社會上如何「做人」的行為模式及其文化內涵，如講究往來人情、避免當面衝突、維持表面和諧、大家都有面子等。

　　這樣東西方兩個人格特質結構歷史性地撞在了一起，因而，一個非常有趣的科學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既然測量到跨文化的人格特質，而《中國人人格測量表》測量到中國文化特色的人格特質，那麼兩者測量的結果是相互包容、還是相互區分的？如果兩者能夠相互包容，那麼至少說明《中國人人格測量表》測量的「文化特色」人格特質可能並不那麼具有特殊性，因為它也是可以被人格五因素模型加以涵蓋和解釋的，這當然會間接地暗示出，五因素模型在中國人群中具有適用性；但是，如果兩個結構相互區隔，那麼這就意味著，西方五因素結構模型難以全面、完整地測量中國人的人格特質，因此中國人人格特質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假設，就是可以預期、並值得加以求證的。

　　第一次揭示出的人格特質六因素結構暗示著如下的推論：

　　1）熟知的五因素模型可部分地適用於描述中國人的人格特質，但遠不能完整地解釋中國人的典型社會行為模式；

　　2）《中國人人格測量表》的「人際關係性」剛好從中國文化角度，補充測量到中國人具有的特殊社會性人格特質，而IR行為模式在西方人群中可能並不十分典型和突出；

　　3）「開放性」更可能是西方人的典型人格特質，它在中國人群可能不具有突出的社會生存價值。龍學文化人格特質六因素結構的驗證研究：

　　為了驗證上述推論假設，筆者陸續在接近四十來年的時間內進行了一系列實證研究。這些研究結果一致性地表明，人格特質「六因素結構」的確存在於與中國文化有關的人群之中。

　　六人格特質因素均展現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獨特性，人際關係性更多地折射出中華文化的人文倫理精神，更多地反映出東方文化中的理性求索精神。然而在各種文化環境中編制出來的西方本土人格測查工具，在測量個體人格特質的過程中很可能存在著一個「盲點」，抓不到潛在的「人際關係性」特質因素。與西方文明相反，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特色的文化將「開放性」壓抑成為隱性的特質因素，而特別突出了「人際關係性」這一顯性的特質因素。因此，中國本土化的工具在測量人格特質時，同樣也存在著一個「盲點」，難以探查到潛在的「開放性」特質因素。

　　近百年來，中國的國策由「閉關自守」專變為「改革開放」，西方文化得以大舉進入，現代中國人的文化環境和生活方式因此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依大、中、小城市和農村以及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順序，上述文化環境改變的程度呈梯度變化趨勢，傳統文化依次保留著更大的影響力，而西方文化的影響逐漸減弱。那麼，六因素結構總的「開放性」因素和「人際關係性」因素是否如前面推論所作預測的那樣，在受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影響的人群中呈現出某種高低分佈的模式呢？這可能意味著開放性等人格特質因素更多地受文化環境的影響。

　　正如龍學文化的研究所示，中國人的開放性會隨著現代化程度的進程而增加。「人際關係性」這個因素包含了許多「本土化」人格構念，顯示出中國人在社會上如何「做人」的行為模式及其文化內涵，如講究往來人情、避免當面衝突、維持表面和諧、大家都有面子等。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人際關係性因數又可以看作是一個傳統性因數。因此，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其居民的傳統性也越少。這當然也說明瞭人際關係性人格特質因素與文化環境的關聯性。

　　臥龍教授

　　自幼潛學易理之奧妙，研究天星、地理及人文環境四十餘年，尤對《人格管理》等中華人性文化興趣深厚·研究人性之奧秘及環境規劃，並不斷加以演習和印證《三體五格：人性透析與管理》。

　　曾任：澳洲金沙·威尼斯人、新葡京等博彩公司；大陸華源地產、黎明集團萬翔地產、冠正地產、寶業地產等集團之環境規劃與管理高級或特別顧問。

　　現為：中華海外菁英聯誼會總會長、中國基礎國學學會會長、興邦龍學研究院院長、福建省政協委員、福建省台聯名譽理事、福建省海聯常務理事、中國青少年人格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導師團）教授。